提升中国“绿色领导力”，需要一条可行的“煤控”之路

不久前的G20杭州峰会，提出已有3年的“一带一路”再次成为“热词”。作为中国提出的旨在推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宏伟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至今已有60多个国家，涵盖约44亿人口，不仅将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对沿线国家的能源、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G20期间，中美两国同步批准巴黎协定，中国如何提升“绿色领导力”顺理成章的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11月1日-2日在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如何通过能源转型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在“一带一路”的世界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升中国绿色领导力作为会议主题，被广泛的交流和讨论。此次会议由中国节能协会与“中国煤控项目”课题组主办，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CIFF）、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能源基金会（EF）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协办，中国能源网和北京能源俱乐部支持，邀请国内外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相关企业、NGO和媒体等代表共同探讨，为中国能源的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可行的“控煤”目标

巴黎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控制气候变化不超过2℃，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江亿表示，按照这个规划，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超过150亿吨，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江亿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碳排放总量已超过每年100亿吨，而按照全世界碳排放总量不超过150亿吨，我们到2050年可以得到的碳排放额度最多35亿吨，所以离2050年只有33年零2个月的时间，使我们国家碳排放总量下降2/3，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2016年1月，“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研究报告（2016-2020）》指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的目的在于严守国家、地区和部门生态环境资源（空气、水、土地、气候变化等）约束红线的前提下，制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按照报告的方案，煤控目标设定方案同时采用宏观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模型、区域差异化的自下而上的模型和技术特点鲜明的部门模型。“煤控”的具体途径，来自于减量化、清洁化和替代化。

通过煤控规划，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在总能耗的占比从2015年的64%下降到55%以下，高效低成本地达到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健康、节约资源和实现气候变化2%温控等多重目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首席顾问杨富强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总能耗达到46亿吨，按照“十三五”国家规划，2020年整个能耗是50亿吨，我们认为可能会达到46亿吨。在这种情况下，减煤可以达到3亿吨标煤，其中结构减煤、高效利用即减量化占72%，清洁化占10%，替代化占17%。随着煤控的继续加强以及非化石能源的增加，到2030年减量化还可以占50%，替代化占40%，清洁化基本保持不动。

不过，煤炭消费的控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障碍。首先是散煤治理，杨富强认为，散煤治理是煤控的关键问题，当前，散煤治理面临着量大面广、底数不清，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不健全，劣质煤监管不严等诸多问题。其次是短期内高耗能行业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金融风险突出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等社会影响和压力。

煤价回升之思

近期煤炭价格的上涨引来业内的诸多想象，过去两个月内煤炭价格上涨超过了40%。10月26日，作为煤市风向标的环渤海动力煤价继续刷新年内最高纪录，且连涨17周。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针对目前局部地区煤炭供应紧张状况提出：已经获批的先进产能矿井要尽快释放产量，希望各家煤炭集团在适当释放产量保供的情况下稳定价格。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表示，面对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多人怀疑“控煤”是不是“控”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对市场变化预计不足？事实上，去年股市也出现过大的波动，当时也有人说五千点都不算高，一万点也还可能，结果很多人就把自己钱投进去了，没想到，没用两个月掉了回来。前一段时间房市的价格也跳的很高，到底是不是真正出现了房屋短缺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这么个问题。

周大地认为，在我国金融流动性过高的条件下，有很多表面的现象，并不一定反映实际的市场需求，我们现在不是真正的煤炭短缺。所谓煤炭消费量的增长，实际上是季节性的影响，比如冬季，肯定要多烧几亿吨煤来采暖，这个现象年年都是如此。煤炭实际消费的真正驱动力是不足的，而且从各地为应对雾霾、减少煤炭消费而采取的行动来看，煤炭还是继续会下降。

煤控的社会压力何解？

杨富强在解读煤控规划时指出，虽然煤控在整体上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相关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在短期内，高耗能行业会面临结构性失业。杨富强表示，到2020年，煤炭行业整体就业规模将减少100万，对煤炭、钢铁等高耗能行业的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分流安置等方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低端劳动力再就业难。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王苒通过调研发现，将煤控带来的就业损失与通过控煤带来的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相比，煤控从总体上讲对就业数量影响其实不大，甚至对就业增长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当中下岗和再就业问题还是非常严峻的：首先就业的增加和就业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2016年3月份国务院出台意见，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当中，将煤炭行业产能减少5亿吨，这样一个减少直接影响就业大概为100万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新的产业尤其绿色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反而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其次，煤控带来的就业损失和就业增长在地域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煤矿关停之后，很多工人是不愿意离开当地的，很多地区存在着一家人当中煤矿工人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他们不愿意离开当地，故土难离的情结非常明显；此外，很多的煤矿工人不愿意离开他本来的行业，我们把这个叫做“行业粘性”，一方面因为煤矿工人技能相对单一，换一个行业难度很大，同时他们对行业荣誉感很强。

王苒认为，立足煤矿行业，综合以上三点，“煤控”在大的环境下带来的就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做一些工作。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对应的安置措施，但是安置是一个方面，对于工人来讲，年轻的煤矿工人是不愁安置的，但年轻矿工非常少，相反50岁以上矿工占了60%，这些人今后去哪的问题，才是更值得考虑的问题。除了对于他们进行经济补偿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基于这些老的煤炭基地为国家做过的贡献，是不是应该从国家层面或者地方政府层面，去设立就业基金，或者做就业指导，鼓励他们培养新的技能，让他们有其他方式重新加入到新的就业行业当中去，帮助他们完成就业过渡，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碳市场与绿色金融

碳市场建设和绿色信贷是促进我国能源转型和“煤控”的两种重要的举措。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于明年启动，2011年碳市场启动以来在7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试点，比较系统地实践了碳市场这种机制。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表示，碳排放权交易是我们减碳政策、控制煤炭消费政策的一个主线。

根据蒋兆理的介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明年启动之后，首先，它将八大行业纳入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作为竞争性、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行业，化工是最重要的领域，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所管理的一个对象。除此之外，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民航都将被首批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未来的碳市场，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一个体系，从八大行业配额分配预估来看，它占排放量50亿吨，约为全国全口径排放的50%，已经是全球第一的市场规模。碳市场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逐步加大力度的方式，通过控制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均衡来实现价格引导，最终让碳市场为控煤发挥积极的作用。

绿色金融是有控煤的有力手段，为支持去产能，金融机构严控煤炭信贷规模。根据课题研究，以山西为例，2016年第一季度，样本煤炭企业贷款余额476亿元，同比减少6.2%，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下降1.6%，助力煤炭去产能。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年初至7月中旬，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3%，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总裁Sean Kidney表示，绿色信贷对促进中国工业和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今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议程。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通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培养新型绿色经济增长点。

“一带一路”提升中国绿色领导力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超过150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与，达成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减贫、消除饥饿、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性别平等、实现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等17项目标。2016年1月1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高级政策顾问张晓华认为，如何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目标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除了以国家行动为中心的目标，国际合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更为重要。从2030年议程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与2030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新近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进一步强化了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议程协同的重要性。

杨富强表示，我们绿色发展的总目标主要就是促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以及实施和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其中包含两个分目标，一是加强国内绿色能力建设和治理力度，实现中国全面发展目标；二是在“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发展布局中，发挥中国绿色领导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所以中国就要在这个方面发挥出领导力。我国在煤炭领域，已经制定了一套领先的绿色指标，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应该把这些指标带出去。

杨富强还补充道，我们要在有关国家INDC（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建立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基准线，建立能源和产能合作的绿色指标体系，为政府制定政策也为金融机构绿色信贷和产业协会制定自律标准提供参考，研究环保和生态标准以及评价体系，通过“一带一路”与更多国家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