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必要从政策角度避免煤炭继续增长吗

近年来，对中国各种高耗能产品，以及煤炭，甚至能源消费是否达峰的讨论非常热闹。从2014-2015年看，中国能源消费不只是“达峰与否”，而是“开始下降”了。但这对于说明长期的趋势的关联度是存疑的。且由于这种“负增长”，使得“何为达峰”都需要重新界定。

以煤炭消费为例，如果其增长是完全平滑的，年增长率从高达10%一直下降到接近0%，那么可以清楚地讲“煤炭的消费达峰了”。但现在的情况是，煤炭消费在2015年下降了接近4%。 未来重新进入上升阶段(无论增长率多少，如略大于0%就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创新高)，现在来看是完全可能的。如此，“达峰”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不如说“波动”更合适。

中国煤炭消费有可能达峰，当然也可能还会创新高。这对于一个开放的能源经济系统是无比正常的，取决于技术、政策、国内外市场与治理，甚至是各种突发事件。一个相比预计与展望更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有必要从政策角度避免煤炭的继续增长吗?要回答这一规范性问题，有必要明确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是基于何种的目标与考量，来决定需要或者不需要煤炭的“尽快峰值”?

经济角度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总是联系的，尽管这种联系时而紧密，时而松散。从GDP增长率与煤炭的增长率来看，过去几年二值已经出现大幅的差异，前者在6%-7%左右，而后者大大低于这一水平，过去两年出现了负增长。这使得单位GDP煤耗强度出现了更加快速的下降，20年年均下降4%，而过去两年是10%。未来，GDP增速政府力图保持在6.5%左右。如果煤耗强度无法实现这一水平的下降(这是过去长期的趋势)，那么煤炭的消费在绝对量上将是增长的。在预测意义上，这种可能性笔者认为是存在的。

节能角度

从能源节约角度，限制能源消费的唯一的理由在于日益增长的能源安全担忧。但是，这对于煤炭的消耗来讲，显然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储量丰富、产能巨大、对外依存度不高。在世界能源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节能的经济价值也有所下降。

减排角度

从环境减排的角度，减少煤炭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燃煤带来的环境污染。但是，这一有效性还远远不能构成需要这么做的理由。因为可能首先存在更好的减少污染的措施，比如治理散烧煤，加强末端治理等。就减排而言，采用何种方式减排比能否实现减排更重要。因为实现减排有一个最根本最极端的手段，就是把能源基础设施关停。如不考虑实现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其与极端的直接关停在性质上是相近的。如果实现减排的成本超过减排带来的收益，那么这种减排将减少全社会的资源支配与福利，就属于得不偿失的做法。

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而言，的确，减少温室气体、实现2度甚至是1.5度的气候目标，基本意味着煤炭消费在短期内就需要下降为0，超过80%的储量必须永久的保留在地壳中。这一点是无比明确的。这一问题复杂程度的下降，使得采用何种方式实现煤炭消费的下降变得区别不大，无论是强制的关停煤炭利用设施，还是煤矿，还是征收足够高的碳税以反映其外部成本，只要“瞄准煤”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合理不合理”一说。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承诺，无论是2030年达峰，还是实现20%的非化石能源目标，都对煤炭消费的达峰缺乏明确直接的含义。实现20%非化石在很大范围是达峰的充分条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并没有排除煤炭绝对值小幅增加(比例需要下降)，可再生能源大幅增加，而其他化石能源小幅下降，从而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特别是在2030年之前。因此，基于我国的气候政策，煤炭消费也没有必要短期内达峰。

总之，无论从中国自身的经济、能源与环境治理角度，还是实现国际的气候承诺的角度，简单的答案是：没有必要在短期内实现煤炭达峰。并且，达峰与小幅增加，对于目前的能源环境形势与治理，并没有太本质性的区别。这同样是一个连续区间上的问题，0%的增长与0.5%的增长，尽管性质差别很大，但是其影响上差别很小。

当然，对于全球气候减排事业而言，目前的各国政府政策与行动距离2度与1.5度的世界还相当遥远。如何能够打破这种气候减排停滞不前的状态，是很多领域，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与探讨的热点。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能够超越自主减排承诺, 那么对全世界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让中国确信，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系于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深度减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