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转天然气”是必要并且有利的

今年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大概一共为18000字，其中与能源环保相关的内容接近1800字，八次提到能源、八次提到环保、六次提到节能。李克强总理对能源革命、国际合作、节能减排等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这样看来天然气似乎已经成为接下来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对此，托普索公司副总裁，环球资源公司合伙人、国家千人计划化学化工专委会主任刘科博士在做客中国网两会特别节目——《中国正在说》时表示，在合适的地区，为了解决散煤燃烧带来的污染问题，适当地实行一些“煤转天然气”的措施，这从环保角度上看是必要并且有利的。

刘科博士首先提出，国内经常提到雾霾问题，很多人说伦敦当初也有雾霾，后来治理得不错，属于先污染后治理，他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态度。刘科博士去年到英国皇家工程院参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学习当时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但是对于我国要学习伦敦的经验，刘科认为出现了两个问题：

其一，伦敦雾霾治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措施起作用，但最主要的是欧洲逐渐用天然气取代煤。 一个前提是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但是，中国并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发现足够多的天然气。在没有保证之前大量污染，那么治理的速度必然跟不上污染的速度，假如污染后我们不能发现大量的天然气，无法提供足够的天然气，那怎么办？因此这一点就无法与伦敦进行类比。

其二，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天然气还算充足，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与俄罗斯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终于在几个月前签订合约，这一气源要到2018年后才能输到中国，可俄罗斯的进口气也就占我们需求量的20%左右。因此我们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天然气的储量和产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从全球的角度看， 天然气储量足够用100年， 但是有天然气的地方和天然气市场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对于陆上运输，比如对于俄罗斯，我国可以通过管路输送，但管路输送也会受到国际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对于海上运输就更为困难了，只能靠LNG，成本便会大大提高。

要想解决上述关于天然气开发不足与运输困难的问题，刘科认为有三个措施：第一，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加强我国天然气自身的开发；第二，中国在煤层气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市场与广阔的空间，应该着重加强；第三，对于局部地区来说，水资源比较丰富，而周围又不可能有管道气供应，那么就可以适当地实行一些“煤转天然气”的措施，这个从环保的角度上看是好的。

关于“煤转天然气”，刘科博士强调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许多人在“煤转天然气”这一点上有着比较大的困扰。刘科表示，在他最近读到部分文章中，文章作者反对“煤转天然气”。作者在文章里比较了两个不同的案例：没电的时候，一种是让煤直接去发电，一种是将煤转化为天然气之后再去发电。刘科认为这两者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无法进行比较。谁也不会“多此一举”将煤转化为天然气然后再去发电。煤转气是在天然气无法保证供给的地方， 人们不得不在中小锅炉里散烧煤时， 为了解决散烧煤的污染问题， 在有水源供应的地方，集中把煤转天然气， 污染物集中脱除，再通过管路把天然气输到千家万户，以避免散烧煤带来的污染问题； 不是把煤转气， 再在大电厂去发电。

其次，刘科博士提到，媒体报道中常说到两个概念：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煤转天然气”释放了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跟雾霾没有关系。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刘科认为，温室气体从长远来看，要控制。但是短期来看，人们还生活在雾霾之下，先把污染问题解决了再考虑温室气体，当下雾霾严重，主次应该分清。温室气体最终要靠能源结构的调整去完成。

再次，能源与污染是两个大问题，任何一个能源不可能把污染问题完完全全地解决掉，但也不应该用这两者中的任意一个去反对另一个。刘科表示，不管是风能、太阳能、天然气、洁净煤甚至核能，都应该得到发展，包括“煤制天然气”。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能源的供应问题，再深层就是能源的结构问题。能源结构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局部地区实行“煤转天然气”，从环境角度来说是完全可以的。况且，“煤转天然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有足够充足的天然气，自然不必多说。但是与散烧煤相比，只要别过度污染，集中把煤转化成天然气以供大家使用，总比每台锅炉后面安装脱硫脱销装置控制污染要节省资金。

在没有天然气的情况下，真正比较起来莫非就是这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给老百姓拿煤去散烧，导致严重的污染；一种是集中在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建了煤制天然气工厂，把天然气输到千家万户；两者一比较，谁好谁坏，谁经济性好、效率高，谁更环保，答案不言而喻。这样做比用电炉子做饭取暖也要经济的多。

因此煤制天然气不能成为能源发展的主流，但在局部地区，老百姓天然气供应无法解决的地方，如果煤和水的供应能保证，适当的发展煤制气也是清洁能源的一个有效补充，但不能遍地开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