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困局调查

灾难从未远离这个美丽的国度。这一次是西南大旱。

从去年下半年起，西南地区出现几十年来罕见的极端干旱，部分地区连续8个月滴雨未降，人畜渴乏，作物绝收。在云南，今年的旱季，再加上去年雨季开始晚结束早，使得这一地区格外炎热，大约有1000多万人口正面临饮用水短缺，持续的干旱导致冬麦和其他农作物颗粒无收，造成超过200亿元的经济损失。

干旱带来的影响也加剧了中国与邻国的矛盾，引起了科学之争。泰国大米本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可是湄公河，也就是中国澜沧江的南段，弯道最深处还不到一米，是几十年来最浅的深度，小船和货轮都无法从这里通行。

有关干旱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传言尽管缺乏论据但极具蛊惑性——西南地区的水电过度开发是导致这场大旱的元凶之一！这种危言经酝酿流变甚至传到国外，以至于3月11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专门在曼谷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中方的水电开发与湄公河下游干旱的因果关系，以正视听。

这只是近年国内水电开发备受质疑的一个片段。水电这个曾经风光无度的能源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环保压力、移民问题、投资绩效……在多方的合力狙击下，一个模糊但恐怖的水电怪物正逐渐成为舆论和公众的基本印象。

无论真相如何，妖魔化的水电目下举步维艰却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能源》杂志记者介绍，自2007年至今，国家实际上未核准一起水电项目。2009年，因违反“未批先建”等程序错误，金沙江上由华能和华电开发的两个项目被叫停——这在两年前，几乎不可想象，因为几乎每个水电站都是边报边建。

在舆论和NGO的轮番攻势下，中国水电业一片风声鹤唳，“政治正确”和“生态正确”两大帽子让水电从业者无从置喙。去年12月，由水电引发的一起口水官司定案，张博庭败诉。此公因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章轲的一篇水电开发的报道不满，在博客上发文斥责，被法院认定为使用“侮辱性言论”。

虽然法律判决无涉学术论争，但水电业者的焦虑心态和舆论劣势可见一斑。

更让水电业者无所适从的是，之前的精诚伙伴地方政府，几年前双方还能言笑晏晏，共襄“截河”壮举，到如今似乎已成绝唱。动辄数以万计的移民规划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主政者的头上，让其态度游移暧昧。水电业主则因地方政府的态度变迁颇为不忿，深有背叛之感。

恰成悖论的是，在我国现阶段的电力结构中，无论是发电量还是装机容量，火电与水电都占据着九成五以上的比例。现实一点看，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蓝图，若想通过太阳能、核能或者风能等新能源改善电力结构，尚需数十年。

如何在GDP高速增长下维持电力的平稳增长，且能眷顾“节能减排”的世界潮流，明眼人一目了然。然而，同样位列“可再生能源”阵营之内，水电却似嫡庶有别，屡遭腰斩，这是为什么？

3月中旬，《能源》杂志记者兵分两路，在北京、青海、湖南、贵州等省市，深入调查采访，试图在乱象之中为您厘清一个多元但真实的水电困局。

调查路线1：托口——一个在建水电站的多重博弈

这几乎是中国水电开发困局的一个缩影——企业利润、公共利益、能源转型能在一条河流中得以全部实现吗？

文|本刊记者 赵紫高

3月17日，湖南省怀化市副市长谢宏有领命督师，连夜赶赴位于洪江市境内的托口水电站，并于次日召开包括业主、设计院和地方政府在内的移民工作协调会议。

谢宏有心急火燎事出有因。今年汛期将至，托口库区移民工作却悬而未决，迟迟未能打开局面。年前，湖南省省长周强巡视托口，嘱责工程保质保期。按照原定规划，今年汛期之前该项目将搬迁安置1.5万移民。但截至3月中旬，整个库区移民人数不足500人，进度之慢超乎想象。

头疼的当然不止政府。托口水电站自2004年立项，拖沓至今已逾6年。由于久攻不下，各方矛盾逐年积淀，相关利益方在几十公里的库区内展开激烈博弈，终至今日酿成困局。

与国内同类项目一样，托口水电站同样为“移民”与“环保”两大主题矛盾所困扰。相较自然生态更为恶劣的西南与北方同侪，这个牵涉湘黔两省四县近4万移民的浩大工程，其移民压力远远大于环保问题。

尤为特别的是，项目所在地湖南的水力资源并不丰富，这座装机容量达83万千瓦的水电站隶属中电投旗下的五凌电力，被称为沅水梯级开发的终极之役，甚至是湖南境内大中型水电站的收官之作。因此，围绕托口水电站的多重博弈显然极具标本意义。

一家公司的河流

3月的沅水依然宁静，春寒刚去，夏讯未至。沿江两岸的油菜花连绵起伏，在远离城区的村寨，还能看到大片层叠相间的杉木房子，若是临水，就顺势成了吊脚楼。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

沅水又称沅江。作为湖南四水之一，它发源于贵州，流经湘西崎岖山区汇入洞庭湖。其天然落差高达180米，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

伴随国内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水电热，1986年，在这条河流上成立了湖南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司，正式拉开了水电开发的序幕。

1994年，以五强溪和凌津滩水电站为班底，成立了五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五凌电力获国务院授权负责沅水流域梯级水电的开发建设和经营，成为这条河流的水电业主。2002年，该公司被五大发电集团中的中电投收入囊中，完成由地方诸侯向中央军的转变。

“沅江水电资源极为丰富，大概能占到湖南可开发水电资源的8成以上。”五凌电力宣传部长吴湘忠向《能源》杂志记者介绍道，“到目前为止，公司在沅水上已经形成8个梯级10座水电站的开发规模。其中有8座已经投产发电。位于怀化洪江的托口水电站和贵州黔东南州的白市水电站，正在修建当中。”

由于沅水流域多为崎岖山区，因而自古水运发达，沈从文名篇《边城》中的酉水，便是沅水的一级支流。而随着五凌公司由下至上梯级开发的深入，陆路交通亦随之铺设，此前围绕水运兴起的商业中心逐渐失去其枢纽位置。

这是一条属于五凌电力的河流。据吴湘忠介绍，20多年来，五凌电力累计移民30万人，新修县城3座，几乎重塑了沅水流域。

五凌公司分布在沅水各梯级上的旗下水电站，无一例外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纳税大户之一，地方政府对五凌公司莫不尊崇有加。但现在，正在发生剧烈改变，这条河流和五凌公司之间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尴尬龃龉。

尴尬的核心是移民问题，这种态势的演变清晰地呈现出国家的政策脉络。此前，背靠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命令，30万移民的搬迁尽管庞杂，却从未成为五凌电力的主要烦恼。

“现在，地方政府将‘维稳’当做第一要务，国家对水电开发渐趋冷淡。”白市水电站筹建处主任戴德新向《能源》杂志记者抱怨道，“我们之前的移民资金占总投资的不到10%，但现在，要占到一半左右了。照这样的趋势下去，还会增加。”

戴德新1986年大学毕业便加入五凌电力的前身公司，曾在托口负责移民工作，他现在主持筹建的白市水电站，是五凌公司在贵州境内开发的沅水最上游的水电站，这里同样面临巨大的移民压力——需要移民3万人。

移民资金大幅攀升的直接原因是2006年国务院公布有关《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471号令，其中对移民搬迁、耕地补偿等费用上做了大幅度修正。

“这主要包括三费一税，包括森林植被恢复费、耕地开垦费、土地补偿费。其中仅耕地占用税一项，便由原先预算的8000多万，增加到现在6个多亿。”托口水电站筹建处主任赵迪华说，“现在托口每度电投资金额将在2元以上，而水电上网电价普遍低于火电，还不到3毛钱一度。”

由于471号令的出台，原先制定总投资61个亿的托口水电站，最后金额将超过70亿元。按照每年12亿度的设计发电量，收回成本至少需要20年。在业主五凌电力眼中，沅水这条美丽河流正在失去往日的魅力，幸好，这已经是最后的水电站。

“开门招商，关门打狗”

但真正让五凌电力不满的是如蜗牛行进般的移民现状。根据协议，业主方不参与移民搬迁的具体事宜，托口水电站的移民工作由怀化市移民协调领导小组和洪江移民指挥部两级机构实施，关键落实环节则在洪江移民指挥部，五凌电力的不满也集中在这个临时机构上。

按照原有规划，托口库区在今年汛期前至少要搬迁1.5万名移民，2011年底完成第一台机组发电。但现在大坝已经开工，除去坝基附近的村民搬走外，再没有更多成绩可言。

托口水电站移民总指挥杨剑宇认为，正是地方政府方面对移民政策研究运用的不透彻，才造成今日被动的局面。“比方说我们水坝下游有一个养猪场，我们要政府去督促搬迁半年了，还是没有动静。”

“我们的投资一天天的进来，这样下去，光是银行利息都得好几个亿。移民工作是很细致的工作，需要详细的政策宣导，但我感觉洪江方面有点不作为。”托口筹建处主任赵迪华直言道，“他们这是‘开门招商，关门打狗’。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公司总部领导和我都有放弃的想法，干脆甩手不干。”

常被五凌公司比较的是湘西州的保靖县。五凌公司先后于2003、2004年分别在洪江和保靖投产规模相差无几的洪江水电站和碗米坡水电站，但过程和结局都大相径庭。

“移民压力一直存在，关键在地方政府的实施上。保靖在我们工程开建的过程中积极协助配合，不仅移民顺利，还让地方经济配套跟上。之前，县城最好的宾馆还是木房子，但现在，保靖简直就是另外一座城市。反观洪江，这么些年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杨剑宇说。

负责托口水电站移民勘测规划的中南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吴坚同样颇有怨言：“月底我们就要出报告初稿，但洪江方面又有57户移民提出复核申请。我们将复核申请提交洪江方面等待盖章确认，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面对各方微辞，洪江方面则大为叫屈。洪江市分管移民的副市长周世刚解释道：“洪江是托口移民主要区域，4万人中就占了3万人。时间紧、任务重。移民搬迁政策又不一致，邻县有些项目补偿高一点，我们的移民工作就更难开展。”

洪江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洪江自古民风彪悍，是汉族与多民族杂居之处，居民安土重迁且敬天爱神。去年10月，因对搬迁补偿标准不一感到不满，托口坝区聚集一批愤怒的村民，并与施工方水电八局发生冲突，酿成小规模的群体事件。

“在维稳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形势下，洪江方面有点畏首畏尾，没人敢担当这个政治责任。”五凌电力一位高层说，“其实我们并不在乎基本投入，地方政府要求把办公经费由原来占移民经费的3%提高到4%，我们也能接受。这是功在千秋的事业，洪江这地方除了水力资源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吸引外来投资的亮点，地方政府应该要有前瞻性。”

托口之痛

3月18日晚，在托口大坝工地区，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这些人头戴矿灯，三五成群，在泥泞的河床中跋涉，似乎在寻觅什么。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平稳的夜间工地已经被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所打破。那是工地上保安的驱赶声，这些不速之客，是一群淘金客。

据同行的五凌公司员工介绍，沅水自古产金，原住民世代间都有淘金的传统。托口水电站大坝开建，将河床的水基本抽干后，露出近乎裸露的河床，无形中成了天然的淘金场。实际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客几乎夜夜光顾，多的时候人数能到两三百人以上，让工地上的保安苦不堪言。

一位提着铁铲、背着木制淘金盘的村民笑着从记者身旁走过，他今晚还没有收获。“我好像没发财命。两个月了也没赚几千块钱。前阵子，有人淘了一块尾指大小的金块，有70克，卖了17000多块钱。”他边走边比划道，“诺，他就在前面。”但他所指的方向，瞬间成了漆黑一片。

五凌公司员工告诉记者，他们每晚晚饭后就静等天黑，乘船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还有芷江过来的。当保安四处巡视驱赶时，他们就躲回船上但并未走远。

“主要是太危险了。一是他们轮流用铲子挖坝基，很多土夯的坝基都裂缝了，一旦坍塌，后果不堪设想。”杨剑宇苦笑道，“有些不怕死的甚至大白天等你开方放完炮，就一拥而上。我在想要是碰上哑炮爆炸，托口也名扬全国了。”

但那位村民却对记者分明说道：“他们在这里开发水电站，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河流，为什么不准我们来淘金？”

这是托口电站移民困局中真正主角生活现状的一个剪影。

托口水电站规划的主库区是一个盆地，站在高处看下去，沅水在这里几乎来了一个九十度的转弯，在河道宽敞之处，静静地停着一些采砂船，河床两岸便散落着黑檐的村庄，还有连垄的油菜花。到了2012年，如果计划未变，这里将变成一片汪洋——一个水面达15平方公里的湖区。

这块肥沃的盆地将搬走1.5万人。事实上，托口居民早在等待搬迁。蒋易和是托口集镇上一家五金店的老板，为了等待搬迁，他6年没有给房子做过任何装修。“托口原来是洪江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现在6年大家都不敢搞建设，反而成最穷的地方了。地方上的年轻人也不做事，整天游手好闲。”

等待的结局之一是社会民风的日渐沉沦。赵迪华说，有些人明目张胆地跑到筹建处，要求承包工程；有些村民已答应签字了，但第二天马上改口，原因是有人半夜跑到他们家，威胁如果答应搬迁就会被杀掉全家。

一些索赔的要求也千奇百怪。“渔民跑过来，原因是水电建设惊扰了鱼，让它们不长了；有人养了母猪流产，说是施工放炮惊吓了它。”

而这些移民的真正症结是对失去土地的莫名恐惧。五凌公司设计了补偿方案，除去基本补偿之外，还按照每年的物价水准给予失地农民世代每亩625公斤稻谷的补偿，外加600元每人每年的后扶资金，共计20年。

托口新集镇也将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规模也将由现有的3000多人增加到8000人以上。但蒋易和担心的是——“如果都成了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只有那么多，那点补偿搞完建设后就没了，这里的人们又能靠什么维持生活？”

调查路线2：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受阻背后

一方面是来自移民和环保成本的剧增，一方面是被压制的水电价格，这种对立面在水电企业普遍形成了尖锐冲突。

文|本刊记者 张娜

2010年3月12日，黄应胤从循化县赶回西宁市。黄应胤是中电投旗下黄河水电工程建设分公司移民环保办公室主任，为了积石峡水电站的移民征地工作，他已经把指挥部从西宁搬到了循化，最后在一个叫清水乡大庄村的地方长期驻守下来。这次回西宁，他是带着近百幅抢栽、抢建树苗的照片来汇报工作的。

黄所工作的水电站附近树苗空前抢手。“都在抢进度啊。他们能在我们眼皮底下盖房子、种树苗。胆子大点的，甚至直接从别的树上砍个树枝插地上。”黄应胤说。

听起来，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更让人头疼的是，按照原定规划，积石峡水电站将于今年7月正式发电，依目前的情况看，受累于移民不利，工程延期势成必然。

狂长的树苗

“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山海经》对于黄河源头的最早记载，虽然没有经受住时间检验，但却让人对此丘此水产生无限向往。

按照规定，十年一遇的洪水位以下全属于河道，不允许开地种植。如今，放眼望去，原本属于河道的河滩区域也栽满了树苗。细长的公路两旁密密麻麻地种着很多果树，一些枝丫已经干裂，甚至断落在地，由于还没到发芽的季节，看不出是否存活。

据介绍，有的并非“种植”，而是带着刻意“插”进去的痕迹，“从其他树上砍下一根树枝插进土里，再浇上水，天冷冻住了就不会倒，看起来跟树苗一样”。

“青海大部分是山区，耕地非常少，为了获得补偿款，当地村民把树都种到了非常陡峭的山坡上，上面都是石碴，小石头不停往下滚。”黄应胤说。

如此看来，征地一再“被增长”也不就足为奇了。据黄河水电公司移民征地办主任李建青介绍，三年前丈量的积石峡水电站占地中除了荒山外，需征用居民用地1.5万亩，其中果园占0.4万亩，现在看来，经过这些“抢开”，征地至少2万亩，徒增0.5万亩，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果园。

为什么耕地都变成了果园？李建青算了这样一笔账：旱地的补偿标准是一亩地0.8万元，水浇地是一亩地2万元，而果园分一类、二类和三类，果园地补偿高达每亩地6.4万多元。果园地的补偿是水浇地的3倍以上，这也正是旱地和水浇地甚至山坡变成果园的驱动力所在。

其实，早在三年前，2007年3月4日循化县政府就向这些地区下发了“封土令”，即停建令，库区范围内不能再开地、建房，当时的地貌不能再改变。

此举收效甚微，“这个通知一发反倒成了动员令，紧随而来的是库区范围内一片栽树忙的场景”。

更让征地人员难堪的是，由此还形成了一些奇怪的产业链条，比如上午刚征完的果园地树苗，中午一顿饭的功夫就全部移植到了下午要征的地上。“包树的塑料根本就不拆封，直接一拔再一埋两个工序就完工。”

据介绍，征地小组多时20余人，少时也7、8个人，但每天只能征得几亩地，“现在征地用上了GPS，不能用尺丈量了”。

李建青已经记不清开了多少次征地移民专项会议了，但最近的一次是3月5日。受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徐福顺的委托，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鸟成云主持的会议，青海省监察厅、国土资源厅、移民安置厅、黄河水电、循化县政府等九个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限期彻底解决积循化县的移民难题。

按照规划今年6月底水库将开始蓄水前，2000余人的清水乡大庄村将有一半搬迁走。本应是一片拆迁忙，而现状却是建房忙。“原本一层的房子重新修建成三层，山坡地段几平米的地方都建起了新房，直接用土制的空心砖砌起来，外面再贴上一层瓷砖。”黄应胤说，“看到这块唐僧肉，很多人都变得疯狂了。”

针对移民困境，张博庭说，业内其实早提过一个解决方案，但显然，这个方案存在重大争议。该方案建议提高水电的上网电价，多出的电价不给水电站，而是国家作为水电基金给移民增加一部分补偿，这样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补偿，而不需要企业参与，既减少了企业的负担也增加了移民的收入，双方都既得利益。但在张博庭看来，依据国家依然坚持水火电价错位的政策态度，这种设想遥遥无期。

来自NGO的压力

除却头痛的移动问题外，在地广人稀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来自环保方面的压力才是水电前行的首要大敌。

“完全被妖魔化了，那些别有用心的NGO组织谁敢站出来跟我们当面对质？”谈到水电的环保、水保问题，张博庭显然有些激动。除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的职务，他还有一个称谓，业界称其为“水电斗士”。

NGO组织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不光张博庭想弄明白，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现任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陆佑楣也很好奇，陆佑楣说这些NGO组织，特别是反大坝组织的言论和书籍他都悉数收集，却从未有过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江河十年行所宣传的小时候河流多好，现在又多么不好，是不客观的”，张博庭说，“他们认为发展是有罪的，发展就破坏环境，其实发展有时候是对环境的保护。水电大笔的资金都用在了保护环境上。按照国际惯例，开发过的河流都比未开发的河流可控性强，人均幸福指数是与河流的开发程度成正比的。”

“江河十年行”是绿家园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中国西部水电开发长达十年的行动计划。每年组织10-20名记者，到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进行考察。据悉，类似“江河十年行”这样的组织活动在国内的不在少数。

对于这些NGO组织的言论，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廖文根认为这是对水电认识不足造成的误解，“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水电行业不仅在近几十年来取得长足进步，而且也是在各行业中做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当然，水电工程会涉及到一些无法回避的难题，比如建坝引起的水文情势变化，鱼类洄游等。但是，除了建坝的影响，还由于过度捕捞、水环境污染以及航运等等因素，很多鱼类资源也在衰竭，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对于鱼类的保护，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做出努力。”

对于环境保护环节的质疑，专家称不外乎这样几点：水生物特别是鱼类的保护、周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

以拉瓦西水电站为例，发电机组全部藏在深山里，一项浩大的工程却如此隐蔽，这样做正是为了与周边环境的和谐。

“天下黄河贵德清”，大批游客专程驱车两小时，从西宁赶到贵德看黄河，这也成为青海的一道风景。拉西瓦水电站就位于青海省贵德县和贵南县交界的黄河干流上，电站装有6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420万千瓦。

拉西瓦，藏语意为“渴望阳光照射的地方”，是条细长的峡谷，黄河水从峡谷间流过，风景很优美。为了保护环境，拉西瓦水电站提出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口号，“开挖就是雕刻，浇筑就是雕塑”。

据黄河水电董事长李树雷介绍，黄河水电专门成立了拉西瓦水电站环境监理部，并与青海省环境科学院签订《黄河拉西瓦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及检测合同》。定期清除粉尘、污水等垃圾，并采取加装隔声罩和产区外种植降噪防尘林带相结合的方法消除噪音。

在拉西瓦下游的公伯峡水电站，是黄河水电公司成立以来开发建设的第一座电站。据该公司副总经理郭新城介绍，“由于这里是红土，不利于植物生长，我们专门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生物菌喷洒草籽，把草籽喷满整座山后再用铁丝网固定住，所以才有了现在满山的绿草。”

而在更下游的苏只水电站，则修建了黄河流域第一座鱼类增殖站。“由于修建大坝，造成了很多鱼类无法回游，所以，水电站专门购买鱼苗进行养殖，养大了再放回黄河上游。鱼食5元1斤，比我们的大米还贵。”苏只水电站副经理铁文生向《能源》杂志记者介绍道。去年，苏只鱼类增殖站向黄河投放了15万尾各类鱼。

中国水电的“过度论”

2007年底以后，水电的核准陷入停滞状态。金沙江中游的项目被相继叫停，至今也未开工，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水电项目也都在静候佳音。“其实，我国水电开发现状是不足，而非‘过度’，这样耽误下去将影响到‘十二五’，甚至是‘十三五’的水电发展。”张博庭说。

黄河水电是中国电力[1.84 -1.08%]投资集团公司控股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主要承担黄河上游水电站的开发、建设、生产和经营等。目前，青海省境内的已建、在建和筹建的水电站，大多由黄河水电公司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主要开发的是龙羊峡以下的河段，也就是海拔1100-2600米这段，到2010年基本告一段落。下一步要开发龙羊峡以上地段，这是我们未来几年的重点，这些地段都在2600米以上，高原条件将更艰苦，但我们有信心把这段河流的水电资源开发好，同时，在目前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大的背景下，希望国家加强领导，加快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李树雷说。

按照廖文根的介绍，黄河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开发。而在我国，黄河的开发比例已经是最高的，远远超过长江和金沙江。

然而，这几年却一直流传着一种水电开发的“过度论”，甚至有人把当前西南地区的旱灾也归咎于水电过度开发。日前，在人民网的论坛上就挂出了《云南怎么会大旱，是否与水电开发过度有关？》的帖子。

针对这些质疑，受访的水电专家们都颇为无奈。他们转而强调“如果云南的虎跳峡水电站没有叫停，如果建设更多的水电站，或许干旱问题不会这么突出。水电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水利的问题，有了水电站的蓄水库，水资源的调控能力将会增强，干旱了可以放水，水大了可以蓄水抗洪。”

对于水电的“过度论”，一直研究水电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廖文根告诉《能源》杂志记者这样一组数据：长江流域理论蕴藏量3.05亿KW，技术可开发量2.81亿KW，截至2007年底，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装机容量1.2亿KW，占技术可开发量的42%；黄河流域理论蕴藏量0.43亿KW，技术可开发量0.37亿KW，截至2007年底，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装机容量0.21亿KW，占技术可开发量的58%。

廖文根提醒说，很多人并没有弄清楚技术可开发量和理论蕴藏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现在的开发量与理论蕴藏量相对比，我们国家的开发比例将更低。相比之下，美国已经达到80%，更有甚者达到了90%。

“整个金沙江的开发目前几乎就是零。”张博庭说他已经无数次反驳过“过度论”的提法。

据张博庭介绍，金沙江上游仅虎跳峡一个项目，然而虎跳峡早在勘探期就已经被叫停了，而再往上游就没有水电站了；包括去年被叫停的两个项目在内，目前中游所有的四个项目都处在停工阶段；金沙江下游是三峡公司开发的四个水电站，届时，这四个电站装机容量将超过两个三峡工程，投产发电后每年的发电量是1800亿千瓦时，相当于燃烧6000万吨煤产生的发电量。

“水电是有周期的，不能等，如果因为这些不客观的论调耽误了水电的发展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就把“大力发展水电”的提案带上了两会。他认为，若想在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完成既定目标，就无法绕开水电。

对于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的减排力度，廖文根又提供给《能源》杂志记者这样的一组数据：水电碳排放系数为4.9克碳/kwh；煤电碳排放系数为270克碳/kwh；生物质发电碳排放系数为45克碳/kwh；太阳能光伏发电碳排放系数为16克碳/kwh；风电碳排放系数为10克碳/kwh。可见，水电的碳排放系数是最低的，只有煤电的1／55。

“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是经过一翻争议后才放进去，而不提‘清洁’可再生能源。”很多水电专家都想不通这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还要有争议。

“自从金沙江叫停事件后我们也都进行了反思，到底是哪错了。”张博庭说，一直以来都忙于工作，没太在意过水电的舆论问题，定睛思索，才发现事态的严重。

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汪恕诚推算出，到2020年，每年必须新增水电装机1000万千瓦，否则不仅无法达到减排的目标，还将拖累国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