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11月2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下称“欧佩克”)部长会议宣布“不减产”决定以来,一方面国际油价跌势依旧,另一方面沙特继续削价保量。那么,沙特和欧佩克的“不减产”到底是何动机?在人们讨论油价下挫趋势和深度影响时,是否思考国际油价下挫反映的新现实或新常态?中国石油报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首席专家徐小杰研究员。
沙特和欧佩克为何“无为”
记者:在当前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您如何看待欧佩克的不减产决定?
徐小杰:这次欧佩克会议的不减产决定与我在会前所做的三种情景分析(详见《中国石油报》2014年11月25日二版文章《2014至2015年国际油价趋势分析》)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吻合,说明欧佩克经过评估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后认为,当前国际油价下挫乃市场失衡的结果;而这一失衡与欧佩克的供应无关,因此没有必要由欧佩克来承担责任,因而欧佩克没有必要调整2012年确定的3000万桶/日的现有的供应水平。因此,会议决定“什么也没有做”是可以理解的。之后国际油价自然继续下滑。
在我看来,沙特和欧佩克的这种表面上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有为,他们做了他们认为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认为,此次国际石油市场中的过多供应来自欧佩克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自然不该让沙特或欧佩克来调整产量和出口量。如果那样做了(即减产),只会使欧佩克进一步丧失市场份额,这显然不符合欧佩克的整体利益和现有政策。当然,沙特也有自身的忧虑(详见11月25日的分析)。事实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在会前已经被沙特说服了,尽管他们也认为油价下挫对他们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纵观历史教训,面对油价下降和市场份额萎缩两个选项,当前的欧佩克更重视后者。这样也就不难理解12月4日沙特再次削价保份额的行为了。
记者:欧佩克不减产的真正意图何在?
徐小杰:在11月27日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沙特石油部长就暗示应由市场自我平衡。我的解读是,既然此次油价下跌是市场供过于求的结果,那么,谁多产了,谁多供了,谁就应该来承担责任;一旦油价下跌,必然限制多产多供,最终使市场走向新的平衡。根据目前的数据分析,多余的供应在于近年来美国原油和液体产量的大幅增长以及进口的大幅下降。“让市场自我调节”实际上就是让美国经受市场的考验。欧佩克决定“不减产”,甚至削价保市场份额,意图在于借用市场的力量,测试美国液体产量的增产空间和能力,通过市场价格来测试美国石油产业的承受程度,包括测试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成本底线,以及测试美国政府的反应。现在看来,每桶油价70美元对美国非常规石油产量的影响面不大(在10%~20%);如果油价降到60~65美元/桶,美国非常规石油是否还能维持生产,这个问题有待回答;如果油价再下降到60美元/桶以下,试看美国政府是否干预或补贴;美国油气进口趋势如何也需要测试。这样看来,不减产的真正意图可以理解为沙特或欧佩克在测试美国的非常规生产的底线及美国油气产业和政府的反应。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沙特与美国之间存在博弈,而不存在地缘政治上谋意。
“机动国”角色变换
记者:沙特或欧佩克在石油市场中的角色是否存在变化?
徐小杰:长期以来,沙特一直自主扮演着国际石油市场最大“机动国”的角色。每当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时候,沙特主动减产来维持价格稳定,而当出现供不应求时,沙特主动增产来平衡市场。作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带头大哥”,沙特对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这些事件中造成的市场失衡扮演了这样的调节角色。但是,此次情形不同,在人们都认为沙特应降低产量以遏制油价下跌时,沙特非但没有削减产量,还期望通过削价来保持其市场份额,在油价持续下降的趋势下依然如故。因为沙特可自动扮演“机动国”的角色,也可以自动推卸“机动国”的角色。
与过去石油市场的变化大多由欧佩克来平衡情形相比,当前全球市场秩序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其中,欧佩克的石油权重在当今的国际石油贸易中比重下降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石油权重在上升。根据我们对美国原油和液体产量趋势的分析,近年来美国国内液体产量的上升,使得2014年石油进口下降到了25%左右,预计到2020年和2025年美国将具备担当“机动国”的能力,其进出口的变化对未来的国际石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重大的变化。这样使得沙特没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自主扮演“机动国”角色了。况且这样的角色并不有利于沙特的利益。但是,美国是否会像沙特以前那样主动扮演这一“机动国”的角色,并不确定。未来石油市场的变化要看美国以怎样的市场力量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博弈。这是一个有待跟踪研究的新课题。
“四个中东”悄然形成
记者:当前国际油价下挫反映出怎样的全球石油格局变迁?
徐小杰:从本世纪看,上一次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源于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而此前的油价变化是2003年之后石油需求的持续拉动。此次国际油价持续下挫的主要背景(即在供需基本面的背后)是石油供需格局的多元化和板块化转移,概括地说,就是全球石油市场中悄然形成的“四个中东”:一是“老中东”,即目前的中东石油供应源;二是“新中东”,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油气供应源;三是“需求中东”,即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新兴石油需求中心的形成;四是“中东以外”,即俄罗斯、中亚里海、巴西、东非等“中东以外”的多油气供应中心。
这“四个中东”在目前和今后的国际石油市场格局中会扮演日益突出的重要角色。这次国际油价的变迁无非说明,“老中东”的地位下降,“新中东”地位上升,“需求中东”需求疲软,而“中东以外”的产油区成为低油价的冲击区。显然,目前的国际油价在形成新的平衡水平前继续下滑并不奇怪。
记者:在低油价趋势下,我们应如何认识并处理与“四个中东”的关系?
徐小杰:简单归论当前的油价变化对中国的利弊是肤浅的。我更倾向于认为,目前的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为中国展现了诸多新的国际油气市场格局和系列新关系。要正确分析国际油价变化对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影响,需从全球视角,重新认识全球油气的发展趋势,重新认识我国与“四个中东”的关系,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非洲、拉美、北美和欧洲的能源供需关系。
在这里,建议我国在“四个中东”格局中,特别注意做好我国与沙特、俄罗斯和美国三大区域产油国的战略合作。其中,与沙特的合作要基于目前的5000多万吨的石油贸易关系,同时积极推动“超越石油、超越贸易,超越双边”的综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即强化一体化合作、综合合作和多边战略合作,推动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的能源合作,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在西亚地区的战略支点和战略板块。这是处理和提升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和投资合作中的重要方向。
与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合作重在利用当前的时机,切实推进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特别注意把握中俄油气重大项目的谈判进程,推动俄罗斯开放国内战略性油气资产,对外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深入研究我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陆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定位和协作关系;同时,综合研究2018年后多天然气源供应竞争的态势和国内消化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在亚洲天然气供需平衡和运输中的作用,尽快建立天然气交易中心。
与美国的能源合作包括资源开发合作,但是重点不在资源开发,而在于技术合作、能源政策对话和气候变化谈判。目前,中美之间达成的各种能源合作机制不下20个,但是多数流于形式,走过场。今后,美国手里的新石油供应“机动国”的牌和中国手里的石油需求牌是影响未来国际能源市场和格局变化的关键。中国和美国又是二氧化碳的两个大排放国,两国二氧化碳排放合计占全球47%,并有持续增长的态势,中美能否在2025年和2030年分别实现自身的气候变化承诺,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建议针对目前面临的局势和中长期的趋势,从全球角度审视中美和世界的问题,将能源和气候变化捆绑并列入中美战略对话内容,并在2015年和今后所有的全球能源与气候变化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
总之,“四个中东”下的新格局绝不是以往一个“老中东”主导下那样简单的供需格局了。“四个中东”相互制约和影响,构成新现实和新常态下诸多不确定性,有待于观察,需要我国从国家政策、公司战略和全球层面上全面考虑,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适应全球新格局和市场新常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