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近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国的排放之和超过全球40%,因此两国的共治应该是创世纪的,具有深远意义。美国提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意味着其排放相对于1990年要下降14%-16%,其2020年后的降速相比之前的京都目标和早前宣布的2020年目标都提升了一倍。而中方则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而舆论普遍关心的是时间计划确定了,那么水平呢?事实上要解读峰值时间和水平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探讨,要判断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否有条件科学、公平、有效地达到排放峰值,工业化、城镇化、能源消费、区域发展这四方面是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一、工业化排放峰值是否即将达到?
工业化过程是排放峰值是否能够尽早实现的首要因素。工业部门排放在当前排放总量中约占70%,即使不包含工业过程排放已超过51亿吨二氧化碳。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分别已经达到60%或66%(不同指标),中国整体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一般认为,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水平大约在80%以上,也就是说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从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历史数据比较,工业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则相应增加约0.6亿吨,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时工业部门还要至少增加约10亿-12亿吨排放,总量将可能超过61亿吨(不包含工艺过程排放)。工业化水平超过80%以后,即工业化后期的下半阶段,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增长主要在新兴和服务产业,相应1个百分点平均降为约0.3亿吨,即意味还有6亿吨左右的增量。那么当前至2030年工业部门排放总的增量在16亿吨左右,排放峰值大概约为67亿吨(不包含工艺过程排放)。
根据行业协会对目前主要11个行业产品产量趋势的预测来看,合成氨峰值约在2015年,水泥峰值大概在2017年(约26亿吨),粗钢峰值可能要到2020年(约8.5亿吨),平板玻璃和电解铝峰值估计在2025年,都比原先预判的要延后。主要高耗能产品排放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虽然是可以争取的,但从预测的峰值水平来看,要高于之前估计的数值约20%-30%。而高耗能产品产量趋稳后,工业部门排放仍将缓慢上升5至10年的时间,因此2025年前工业部门总体达到峰值有难度。
二、城镇化排放将可能有多大体量?
城镇化过程将是中国未来排放的主要增长来源。交通和建筑等部门当前占排放总量的近30%,已超过21亿吨。中国正处于工业经济为主向城镇经济为主转变的阶段,城市化仅为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同等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未来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一般的城镇化过程在20%-30%的水平起飞,越过50%以后会放缓。城镇化趋于平稳和终结时点可参考的是,一类是移民国家,一般到80%-90%,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另一类是原住民国家,一般到65%-70%,比如日本、欧盟部分国家。中国2012年的城镇化水平约为52.6%(按照户籍人口测算仅为35%左右),根据世界银行、OECD以及国内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总体可达68%-72%的水平,也就是说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考虑到后期速度的放缓,存量的深度城镇化(“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超过2亿人口)和增量的城镇化(约3亿-4亿人口)至少仍需要25-30年的时间。按OECD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能耗和排放大致是城市的3倍,而中国的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约1.5倍、城镇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农村地区的约4.5倍,相应的总能耗和排放约为农村水平的3倍。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格局的平衡对排放峰值水平影响很大,而城镇化过程中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形成和固化,能耗和排放是较难降低的。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速度是每年约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新增建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机动车近2000万辆。从发达国家和中国历史数据比较,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交通和建筑等部门新增能源需求约800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将相应增加约2亿吨,意味着在工业部门排放增长之外,中国完成增量城镇化过程还可能至少增加约40亿吨排放,完成存量的深度城镇化预估也要增加约17亿吨,总量将可能达到78亿吨。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排放总量峰值可能达到约145亿吨(仅包括能源活动排放),即使不考虑存量问题也至少要达到128亿吨,未来25年的平均年增长量至少约为2亿-3亿吨(约为当前年增长量的一半)。因此,2030年前全经济范围要实现排放峰值仍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而且峰值水平要显著高于110亿吨。如果按110亿吨目标实行倒逼机制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调整假设的基础上还要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减少年排放量至少20亿-30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