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危机背后的旧能源安全观

极端组织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迅速壮大，令伊拉克局势再度紧张，更给世界地缘政治与能源格局带来不确定性。伊拉克石油工业起伏跌宕的命运折射出一个事实：旧的能源安全观和地缘政治思维，是全球油气市场供需稳定的最大威胁。

美国的国际关系策略和地缘政治思维受制于它的能源安全观——“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一种基于霸权理论和地缘政治思维的能源安全观。

但石油安全最根本的保障在于石油市场的稳定。维持石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保持稳定的价格预期，才能让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都得到保障。过去一个世纪，除了战时经济等特殊情况以外，全球石油供应并未真正中断过。维持石油市场供需稳定的最大力量，往往并非政治因素，而是重大技术进步。

而目前的伊拉克局势的症结则在于，强权国家通过控制石油产地进而达到控制世界政治目的，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塑造国际政治体系。这种做法如不改变，类似伊拉克局势的事件还会发生。

现实冲突与历史纠葛

此番伊拉克危机，既有当下的各方利益冲突，更有历史深处的复杂纠葛。从纵深处理解历史上整个中东油气地缘政治的变迁，方能理解目前中东的复杂。

由于独特的油气自然资源禀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东一直与西方列强呈现复杂博弈关系。二战以前，英国在中东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势力强大之后取代了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思维主导下，美就将中东重要产油国伊朗作为全球能源斗争的重要目标。其后，通过多种手段介入伊朗事务，渐次达到分割该国油气储藏的战略目标，并对中东事务形成掌控。就其宏观结果而论，二战后石油体系被强行重塑。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又不断加固与中东另一产油大国沙特的密切关系。1980年至1988年，美出于政治均衡政策考量，为制衡中东反美力量，挑动两伊战争。八年对垒，两伊均被削弱，而美石油利益却得以巩固。上世纪90年代又燃起海湾烽火，目的是确保科威特和沙特能继续稳定供应石油，战争使伊拉克元气大伤。新世纪伊始，美又以拥有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继续打击伊拉克，其中一个原因（并非唯一原因）是，美国感觉沙特似乎不再可靠，需要控制伊拉克来保障中东石油的供应安全。

中东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中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为了石油一共发生了七次战争。在美苏并峙时期，由于担心苏联的威胁，美国在处理苏伊士危机、1973年石油禁运以及对待两伊战争的外交政策上，还有所顾忌和保留。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全球石油争夺愈演愈烈，美国在海湾战争一役中，第一次在世界石油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直接实施军事干涉，并从此在中东地区长期驻军，用武力控制全球能源命脉。“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发起对伊拉克的战争，通过“倒萨”行动控制伊拉克，进一步在石油竞争格局中增加砝码。确保石油稳定供应不但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对它的欧洲盟国和日本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愿意为战争提供人力和金钱支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石油的真实成本应该包括其为控制石油而采取的军事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在内。

可以看出美国为了自身石油安全和巩固全球霸权，在中东播云布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长期以来（页岩革命之前）受制于它石油供应的脆弱性。外力干预加上中东内部各国和各派别的纷争，共同促成了今天的中东乱局。而无论历史抑或当下，中东油气地缘政治变迁，一直难于摆脱极其复杂的多重力量的交织博弈。

危机带来累积效应

若此番伊危机持续发酵，其影响必将累积。

首先，最直接影响在于伊石油生产、出口是否大幅下降，从而影响全球供应？事实上，伊石油生产刚刚从近年来持续动荡局势与经济制裁中恢复元气。尽管2012年伊拉克成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但据EIA（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显示，从生产角度看，伊2012年每日油气产量刚刚超越1989年水平；从出口角度看，2013年估计每日油气出口量仍不及1980年水平。近年来伊石油工业复苏艰难，也一度影响全球供应。但以当前局势观，ISIS又给伊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短期看，ISIS主要盘踞伊北部，对该国南部的石油生产重地和出口要道，暂未构成重大影响。长期看，屡经战火影响，伊石油工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比如，伊西部沙漠地区，由于缺乏较平稳国内局势，勘探潜在资源一直被搁置，未来石油开发前景并不明朗。

若以更宽广的区域角度来看整个“大中东”局势，近年北非与中东社会动荡以来，这些国家石油减产累计已达300万桶/日。因此，伊乃至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远期供应的影响，必将多层次释放。在经济复苏预期影响下，最近国际能源署估计2014年全球石油需求量为9276万桶/天，比2013年5月预期高出96万桶/天。但目前局势看，市场需求与中东供应形成了一定落差。

其次，伊危机的影响是否会导致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回顾历史，发生在上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冲击，曾给世界带来所谓的“石油恐慌”。

但着眼当下，ISIS搅动的伊局势还远未对全球石油供应形成全局影响力。这是因为：一是，近年来，世界能源已加速“生产重心西移”进程。2013年，美石油产量增加110多万桶/日。与此对照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60万桶/日；二是，随着国际石油公司（IOCs）力量的壮大，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石油资源的能力，也远非过往时代可比。早在2012年7月，欧盟对伊朗石油禁运，就曾导致人们对是否爆发石油危机产生担忧。但事实证明，活跃的全球能源贸易，使这种情况最终并不具备发生条件。因此目前从全局看，此次伊拉克危机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影响力有限；但从局部看，不排除有引起短暂期货市场风险溢价的可能性。

再次，尽管此次伊危机未必会对该国石油工业发展伤筋动骨，但其累加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长期或对其石油工业发展形成制约。历史上曾有这样的先例。2003年美伊战争，国内局势混乱曾使伊拉克石油供应接连出现暂时性中断，并最终演化为了累积性中断的困难局面，给该国乃至世界石油供应以重创。

重塑石油秩序面临悖论

伊危机是否波及全球能源秩序同样引人思考。

此次伊危机出现后，奥巴马抛出“中国搭车论”，在国际社会上指责中国在中东坐享其成。而由此联系美逐步撤出中东、重返亚太的全球战略布局，其借此契机敲打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美不愿接受自己淡出中东可能导致的权力真空，更无法正视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当的利益诉求。然而美国却有意忽略了，此次伊拉克危机是自身活动致使近年中东既有政治秩序打破、新秩序仍难于建立的必然结果。美国的这种霸权姿态，也给全球能源秩序带来了变数。

一方面，从近期变化趋势看，2013年美国能源生产大幅跃升，国内生产满足了其84%的需求，对伊石油每日进口量降至上世纪90年代末水平，对欧佩克每日进口量降至1996年来最低水平。EIA预期到2015年，美进口油气份额将降至22%。显然，美对伊乃至中东持久以来的依赖有所降低；而2013年，伴随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上升，中国有8%的原油自伊进口。同时，中国也是伊最大的能源投资者。美对这种“倒挂”趋势心情较为复杂。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近年频繁打出“能源牌”试图影响局势，但仍需客观看到，未来美国影响下的能源秩序是否变动、如何变动，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诸多力量的复杂合力：第一，美并不能完全撒手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东主导权，忽视中东探明石油储量占据世界一半左右的事实；第二，美盟友在中东能源进口领域拥有重要关切，尤其是欧盟，缓慢的经济复苏使其并不希望能源供给出现大的波动（2012年其在中东原油进口量达到1亿吨左右，位居其进口量的第二位）；第三，从战略制衡角度看，中东能源地位的过分失落，是否导致俄罗斯能源议价能力的提高，乃至国际力量的提升，也在美的复杂考量中。

本质上，美在重塑新秩序中面临的悖论，也反映了持续加大的世界能源利益交集与国际政治博弈之间的复杂关系。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都更多依赖一个稳定的全球市场。能源领域很多矛盾来源于市场，很多问题也可以借助市场来解决；同时，在旧的能源安全观和地缘政治思维指导下，只有零和，没有共赢，稳定的能源市场几成奢望。因此，重建秩序的悖论恰恰说明，美方陈旧的能源安全观亟待更新，新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也亟待形成。

原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中主要有来自石油生产国的欧佩克组织，和来自OECD国家的IEA（国际能源署），但这一架构无法涵盖在世界能源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塑，离不开更有现实意义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重新建立。

目前，伊拉克是中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地。尽管此次危机目前并未对中国造成较大影响，但仍需密切关注能源版图变化，未雨绸缪。而伊危机背后，美在全球政策领域逐步撤出中东、转向亚洲的战略动向，更亟需谨慎研判。

近年，美在其霸权思维指导下，声称重返亚太。这给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局势都带来了威胁。在搅乱中东、北非局势制造烂摊子后，美一路向东，再平衡亚太关系，事实证明带有明确的战略遏制企图。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需立足开放条件，妥善化解能源领域的不确定性难题，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能源合作空间，同时积极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

而恰恰相反，对于在伊拉克乃至世界局势中制造问题的各方而言，正如在广袤阿拉伯地区流传至今的智慧巨著《天方夜谭》所说，“不考虑事情后果者，必为时代所遗弃。”

（作者介绍：胡森林是世界石油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青年委员，即将出版著作《能源大变局》；王亚莘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