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救市 地方政府角色尴尬

煤炭市场形势严峻，多个煤炭大省奋起自救，纷纷酝酿出台煤炭救市政策，希望减轻煤炭企业的“痛苦指数”。

山西省计划出台的救市“17条”新政部分内容为：继续减免原20条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减半收取煤炭交易服务费，暂停协议方式配置煤炭资源，暂停审批露天煤矿，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等。

内蒙古自治区顾不得给人留下“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口实，赤膊上阵，拟建立东部区煤炭销售联动机制，坚持同区域、同煤种、同市场、同价格的统一销售原则，阻止煤价过快下跌。

福建省也加入了救市大军。其新政内容包括：将严格煤矿安全准入门槛，严格新建、扩建煤矿准入标准。停止核准新建低于30万吨/年、扩建低于9万吨/年的煤矿建设项目，在2015年底前淘汰年产6万吨以下的煤矿，2018年底前淘汰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

救市有效果吗？

根据大商所煤炭期货行情，焦煤价格由去年12月的每吨1080多元一路下跌，最低跌到今年3月份的784元，近期一直820元附近徘徊，没有走好的迹象。近日，中煤集团下调了动力煤价格，作为煤炭市场的风向标，这意味着其他煤企也将跟跌。各地煤炭救市新政效果乏善可陈。

盘点各地煤炭新政，多数措施集中在减免税费、干预市场、维护价格三个方面。这些措施虽然能某种程度上减少煤炭企业的痛苦，但对煤炭市场的走势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造成煤炭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供需严重失衡，只有大力压缩产能，才能促使煤炭价格下跌的势头发生根本性扭转。

但是各地的煤炭新政——无论是减免税费还是干预市场——在压缩产能方面着力不足，甚至减免税费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这些地区煤企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加深煤炭供过于求的状况。譬如山西为减轻企业负担，减免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这会减弱煤炭企业压缩产能和转产发展的决心。事实上，越是在过剩的情况下，越应该维持甚至加大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征收的力度，以加快落后产能的退出。山西的劲儿用反了。

煤炭需求方面，近日发改委、能源局和环保部三部门联合发布《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2017年煤炭消费比重将降至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其中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东省净消减煤炭消费量较2013年实际消费量分别减少57%、19%、13%和5%。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将倒逼传统煤炭业转型升级。天然气、核能、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将取代部分火力发电的需求。而中国经济转型，能源结构调整将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市场对煤炭等工业品的需求逐步降低将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煤炭救市颇有“逆结构调整而动”的味道。

各地不遗余力地帮助煤炭企业苦苦支撑，除了源于就业和财政压力，还与心存侥幸有关——在煤炭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地方政府救助，使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但问题是，如果各地都这么想，都这么做，则效果等于零。

大家都救，你不救，你的企业先死；各地都救，效力彼此抵消，白白拉长了煤炭市场调整的时间，大家都不能及时“超生”。救与不救之间，地方政府角色颇为尴尬。

本届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地方煤炭救市政策的出台，不仅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与国家层面的空气清洁要求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