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年度全国两会上,工信部副部长苗圩的小组发言语出惊人:“国内纷纷上马的风力发电厂大多是形象工程……特别是甘肃那个千万千瓦级的风力发电站,是典型的形象工程。”他甚至毫不掩饰他的看法:上马太多风电项目不合我国国情。
按照苗圩的说法,国外有风地方没有沙,比如说他们大多利用的是海洋风。我国是有风的地方就有沙,风沙对风力发电设备磨损非常厉害。一般的风能发电风机应该有20年的寿命,但如果遇到风沙侵蚀,使用寿命将大打折扣。再过5年,目前国内的许多风电项目“肯定要出问题”。
苗圩提到的那个“形象工程”是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它于2008年8月全面启动时,媒体称其“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打造‘风电三峡’工程阶段。”据说,气象部门的风能评估结果表明,酒泉风能资源总储量为1.5亿千瓦,可开发量4000万千瓦以上,可利用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作为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也是近年来风电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风电的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200万千瓦。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1/10,提前两年实现了国家发改委提出的2010年实现风电装机1000万千瓦的规划发展目标。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快了新能源的开发和商用,尤其是在全世界对降低碳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把发展风电作为改善能源结构的重要手段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能源局明确提出,我国将力争用10多年时间在甘肃、内蒙古、河北、江苏等地形成几个上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根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的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有望超过欧、美,成为世界风电第一大国。
这些了不起的成就,不仅频繁地见诸我们自己的报端,去年以来也经常受到西方媒体的热烈赞誉。然而,如同我们过去屡见不鲜的情形,问题很快就接二连三地暴露了。
首先是高速发展之下对质量的牺牲。2004年,中国仅有6家风力涡轮机制造商,2009年,这一数字已提高到70家以上,比除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总数还要多!自2004年以来,国内涡轮叶片的价格已降低约1/3。在2004年,一些涡轮机公司的边际利润高达25%至30%,现在仅为10%。价格与利润的暴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质量的滑坡。一些业内人士称,2007年与2008年中国企业蜂拥进入风能领域,在目前这70家制造商中,具备增强风能发电技术所需大规模研发能力的不足10家。且不说所有的中国企业均没有这方面的自主技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例是,有的螺旋桨刚安装就掉了下来。
“一窝蜂”的结果必然是风电设备的过剩。据报道,目前中国生产的风车中,有1/3根本没有机会连上输电线路。到去年下半年,就连一向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政府都坐不住了,接连发出产能过剩的警告。去年9月,国务院提出风力发电设备过剩的问题。随后国家发改委官员也发出警告:“风力发电设备和(作为太阳能电池原料的)多晶硅的产能已经出现较严重的过剩。”面对突然升温的风力发电热,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快了架设输电线路的速度,另一方面提高了行业的门槛。除了严格限制用地审批外,还从金融方面收紧了针对该行业的贷款。但即便如此,分析师仍然认为,这个行业内的残酷洗牌不久即将发生。某位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企业的人士自嘲说,“到今年底,现在的70家装置制造企业可能会消失一半。”
然而,更糟糕的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
说起来非常令人不解,一些制定了宏伟的风力发电计划的“绿色城市”,却仍然在不断地上马新的燃煤发电厂,理由据说是“为避免风力不足时出现停电情况”。因为相对煤炭而言,风力发电不太稳定和可靠。例如苗圩举例提到的甘肃省酒泉市,按计划,该风电基地到2015年将安装总发电能力为1271万千瓦的风力涡轮机,超过了中国当下的全部核电能力。但在另一方面,酒泉市政府却还希望建设920万千瓦的新燃煤发电能力,以备风电不足之需,而这个数字,相当于匈牙利的全国发电能力!
《华尔街日报》隐晦地将这种状况称为“中国风电秘而不宣的尴尬”。
有心的观察者注意到,中国西北的很多风电设备都建在离大型火电厂很近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将它解释为是为了并网输电的方便。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略的:即便一排排壮观的风车及其周围全部配套设施都已建设好,即便不计它们的初期投入,在日常的运转和维护过程中,风力发电的成本仍然远高于火电。因此,作为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减少碳排放的清洁能源,国家给予了风电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甚至包括直接的现金补贴。但是,又有谁搞得清楚,接受了优惠和补贴的发电企业是否向国家电网如数送去了真正的清洁风电呢?尤其是在现行体制下,许多风力发电厂往往本身就是大型国有电力企业的子公司。几乎可以肯定,在“风电装机容量”与“实际风力发电量”之间,存在着外人难以知晓的惊人落差。根据保守的统计,去年,中国有多达30%的风力发电能力没有并入电网。
从中国风电业的现状中,我们大体应该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体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光有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追求很可能只是戈壁滩上海市蜃楼般的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