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更需市场机制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众所周知其不可持续，且带来严重环境污染。久久不散的雾霾，让每位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化石能源带来的危害。

在2013年11月19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有关新能源的夜话专题论坛上，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汉能控股集团执行总裁王勇、Siris矿业总经理兼CEO Chris Fraser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究环境政策已达30多年，写过《环境政策创新》等七部著作的夏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个，这并非是少数环保工作者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上的严峻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污染物排放量世界第一，而实体经济却非世界第一；二是经过二三十年的运行，中国的许多工厂开始老化，跑冒滴漏风险越来越大；另外，中国人对污染的态度开始分化，农村人口、城市弱势群体等社会底层无法逃避污染，只能承受且心生不满，而富裕阶层却大批移民。

所以，现在说已找到了真正的“中国崛起模式”，实是盲目乐观。中国正在转型，正是要转变这种靠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走向一个发达经济和良好生态相兼容的 “美丽中国”。

但是，治理污染和日益严重的雾霾，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光靠行政命令显然行不通。嘉宾们认为，中国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

“新三角”的抉择

今天中国出现环境问题，其根源是什么？梅德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的“新三角”关系中，中国只能选择两个。既保增长又控通胀，只能牺牲调结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人为压低要素市场价格，特别是环境要素和能源要素。这两个要素，中国基本上未市场化。

而发达国家是“小财政、大金融”，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问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北京环境交易所才在2008年成立。过去数年间，该交易所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碳交易方案。譬如，金风科技和汉能控股通过技术创新，把二氧化碳指标降下来，就可以到交易所卖出富余的配额。本质上，碳交易还是一种金融工具，能为清洁能源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手段和平台。

2005年后，中国大力发展CDM(清洁发展机制)。但中国碳排放占全世界的25%，能耗占20%，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却是CDM巨大的发展空间。

武钢也认为，中国新能源的未来发展，确实需要一些社会化、市场化的机制，仅靠国家的现有政策，肯定不足以让该产业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中国风力发电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中国的风机制造业和风电场规模，都已在世界上夺冠。武钢称，新能源产业拿到的补贴，实际上是其在节约化石能源和减少环境污染上所做贡献的一个价值体现。

王勇问，中国能够避免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他坦承，中国经济30年发展道路，在一些方面是无奈之举，有其必然性。但这种模式确实已经走到了头，新能源革命不可阻挡。

欧洲在此方面是一个表率。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波及新能源增长，使其出现了一个低谷，增幅由之前的每年50%以上，萎缩至最低谷的15%。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新能源发展激励政策。王勇预计，中国将会取代之前的德国、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市场。

Chris Fraser在英国工作和生活多年。在他看来，关于新能源，英国政府必会先考虑经济性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英国清洁能源发电成本每吉瓦时(即1000度)为192英镑，火电则只有55英镑。未来，英国政府肯定会对新能源领域给予更多的补贴。

但是，对中国的环境问题，Chris Fraser更担忧化肥领域。有数据显示，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中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除了化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更大的问题来自氮元素污染。Chris Fraser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用全营养素的化肥为作物提供营养，而不是只找那些便宜的氮肥。

雾霾的倒逼

2013年，雾霾席卷中国，京津唐更是首当其冲，“自强不吸”、“喂人民服雾”等搞笑词语层出不穷。

在夏光看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先搞清北京雾霾的来源。据其介绍，北京雾霾的来源主要是几大块，工业排放大概占10%-20%左右，机动车排放约占24%，城市扬尘占超过10%，还有部分生活排放，来自于周边地区的污染源占24%。相应的对策，就是治理几个源头、控制工业减排、在城市增加绿化和湿度等。

夏光强调，人类活动中断了水的微循环，也是导致雾霾增多的一大原因。雾是在地下水和雨之间的一种状态，既不向上蒸发，也不像雨一样流到地下去。人类大量开采水，大量硬化地面，封闭了天地之间的水循环交换。地下缺水，无法往上蒸发，也就少雨多雾，再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PM2.5就凝固在空气中，形成雾霾。

减轻雾霾，除了减排，还要依靠改变城市的发展方式，让水循环回到生活中来。最大的策略，应是适当疏散一部分城市人口，再减掉一部分建筑物，大量恢复绿地湿地。

目前，中央财政已经拨付50亿元，用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其中26亿元划给河北省，24亿元用于京津。夏光称，50亿元远远不够，只是政府“以奖代补”。而要让“大气污染防治10条”获得好效果，至少需要1.7万亿元，这笔巨额资金，主要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承担。

“大款坐劳斯莱斯，而我们坐地铁，大款应给我们生态补偿。”梅德文认为，要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实施激励机制，让市场起作用。人口密度远超中国的日本，当年正是通过像碳市场这样的市场机制，解决了环境问题。

中国目前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步，应是把环境产权分配给每一个主体，即类似分田到户的确权；第二步，应降低碳交易成本，需要有效的司法手段来监督环境产权能否落实。另外，必须有一大批环保NGO组织，代理公众的环境权益，而媒体的监督也必不可少。

Chris Fraser称，英国等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途径，能让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有更好的回报。譬如近期英国政府承诺，在未来50年英国电力供应的70%来自于核电，这样就可确保核电投资有更好的可持续性。没有政府这样的承诺，肯定不会有很多资金投入核电领域，而会投入到一些不可持续、污染更大的领域。

英国光伏行业则是一个反例。此前的太阳能发电政府给了很多补贴，还出台了投资鼓励政策。但后来这些政策和补贴忽然取消，制造商非常沮丧，发生了大量针对政府的诉讼。可见，若想鼓励一个行业发展，最好在早期就给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政策，否则无法吸引投资。

新能源还有戏吗

武钢介绍，有研究模型显示，按照中国现在GDP的增长方式，全世界把可供出口的能源都送到中国来，也无法满足需求。若不提前发展新能源，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亲历了从每千瓦风机造价1万元，跌至今天的不足4000元，武钢看到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巨大进步。他认为，到2015年中国风电装机会达到1亿千瓦，未来前景乐观。

怎样用新能源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王勇认为一靠投资，二靠技术。过去20年，汉能持续不断地在水电站、风电场和光伏电站方面进行投资，这个领域很大程度依赖于政策的稳定，中国政府必须注意这个问题，保持投资人对这个行业和领域的信心。

在技术方面，此行业若想永续发展，必须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汉能在过去数年，利用欧美金融危机，快速收购了几家全球顶尖的太阳能技术公司，并把这些技术拿到中国进行国产化，从而保持光伏发电成本快速下降。几年前，在太阳能度电成本3元左右时，业界认为降到1元或需要30年，实际现在的成本已经可以做到低于1元，且还在持续下降。

2013年，新能源并网难的老话题，依然是热点。武钢认为，电网公司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标准的举动并没有错。目前，在局部电网，比如吉林、内蒙古，可再生能源占的比例已超过两位数。若电网不及早提出高标准，就会影响电网的运行安全。而设备制造商的积极响应，反而使得现在电网接收和容纳可再生能源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

王勇则认为，中国电网确需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变成智能电网。中国电网公司提出的智能电网和美国有区别。电网的变化，更应向适应可再生能源方向的技术来推动，光伏技术最适应分布式发电。

针对新能源泡沫的讨论甚嚣尘上，武钢认为，这只发生在一些层次比较低、只注重产业化但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投入的公司和产品上。金风科技一直是中国直驱风机研发、制造的先驱，中国出口的风机2012年有40%来自金风，2013年上半年则提高至80%。

武钢对中国企业的恶性竞争也颇为心悸。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这是因为行业缺乏自律。

夏光则强调，火电行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但火电一般都以大型企业为主，控制相对容易。在财力有限、无法大量补贴新能源产业的情况下，各地应先把煤炭清洁化利用先提到最重要的位置。譬如，天然气短缺的地方就不一定煤改气，而是应改造锅炉，使用优质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