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森公司与牛津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在2009年10月对全球消费者的调查结果表明,与气候变化问题相比,各国消费者更为担忧的是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与以往相比,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的人数比率由2007年的41%下降到2009年的37%。2009年全球各地区相比,拉美地区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的比率最高,达57%,其次是亚太地区,达到43%,而北美洲则仅有25%。各国家相比,由于受台风、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菲律宾、印尼、泰国和墨西哥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比率最高,分别为78%、66%、62%、62%。但与此同时,受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影响,在5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5个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下降,如波兰下降了23%,加拿大下降了22%,葡萄牙下降了18%,中国台湾、西班牙和瑞典下降了17%。这项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进行的调查还显示,58%的被调查者对气候科学家研究表示信任。
然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发生的一系列气候门事件却引发了公众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公信力的质疑。2009年11月,黑客入侵了英国东英吉利 烾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计算机服务器并盗载了该中心主任菲尔·琼斯烶hil Jones牻淌诘绕象学家大量电子邮件和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随后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公布。“这些邮件和文件显示,一些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熝≡窨蒲Я鞒蹋支持其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结论”。该中心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熚狪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和英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数据等重要参考依据。琼斯教授于2009年11月24日宣布辞职,该中心随后接受政府有关机构的调查。
“IPCC一直以独立的、科学权威的姿态出现,但由于先天的政府背景,IPCC各种评估及相关活动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政治因素的烙印,成为各国和国际上各利益集团争夺科学话语权乃至制高点的重要舞台”。2010年1月IPCC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4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该结论仅根据一篇电话采访完成的报道,而且采访对象表示,他的主张“纯属猜测”。就此事接受采访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黄锷认为:“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本应当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但现在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变暖’说一家独大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IPCC是支持‘变暖’说的主要力量,而IPCC的研究又是国际气候谈判科学依据的主要来源”。2007年世界著名预测专家Green和Armstrong教授通过对IPCC发布的全球气温变化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分析,评估其预测方法及步骤,发现至少违背了72项长期预测的准则,其中大部分违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他们认为“出自科学家的预测未必是科学的预测”。
今年以来英国《卫报》等媒体的报道推动了对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和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有关结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变暖在变化率和变化量上都并没有显著变化,过去十余年间地球并没有明显变暖,然而依照IPCC的报告结论气温本应升高0.2度。
2)IPCC的模型有可能高估气候对温室气体的敏感程度,而低估了自然波动,这意味着这些模型在估计影响时会有向上的系统偏差。
3)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的逻辑推理还不够完善。对于气候变化科学并未达成共识,尚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4)IPCC报告中有忽略不同声音的倾向,尤其是在那些决策者最有可能读到的部分。
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在未来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全球性长期影响,并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受到全球的关注与期盼。然而,科学研究与信仰不同,要正视涉及的不确定性,应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8年4月中国科技部等6部委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及世界气象组织在北京召开的“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在“气候变化的重点科学问题”上,国内外17位特邀专家的报告中有13位谈到了气候变化模型和预估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并非“不环保”。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气候变化的原因存在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国际上对气候变化持怀疑论(Skeptic)的代表人物丹麦学者隆伯格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他认为“在环境问题上,人类不能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但目前弥漫的夸大其辞和悲观论调,只会给人类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并且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浪费在一些臆想的问题上,或者去搞一些所谓的运动,从而忽略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非洲的饥荒”。
中国有句古话,兼听则明。历史的经验表明:片面或夸大的宣传虽然也会取得一时的成效,却难以持久,有时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国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气候变化不确定问题的研究。中国专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学者群体原本就不大,对于气候变化不确定问题的研究就更为薄弱。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影响因素众多的复杂系统问题,需要通过长期观察来总结规律得出结论。在此之前人们的探索和认识过程可能会经历多次反复,各国应对政策与国际谈判也会不断调整、与时俱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