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提出2020年中国GDP和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战略目标。为此，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产业结构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调整朝哪个方向，遵循什么逻辑，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现实问题。

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增加到20万亿，但利润总额近几年一直都在1万亿左右徘徊。按照这十年发展轨迹以及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规律保守测算，为达到十八大的两个“翻一番”目标，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应不低于7%。

就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而言，保守估计，其未来十年中每年的收入增长率应不低于20%，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16%。这意味着，央企在2020年的营业收入将达到2011年的5倍以上，应不低于100万亿元，资产总额不低于100万亿元。按66%的资产负债比计算，净资产不低于33万亿，利润总额不低于5万亿。而要达到以上目标，央企改革需在以下三方面着力。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机制

通过对世界500强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世界一流“常青树”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很高：国际营业收入对总收入占比平均为42.7%，高科技、制造业在60%以上，管制强的电力和电信等行业较低，但平均也不低于20%。若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在2020年的营业收入为100万亿，按30%的国际收入占比算，就是30万亿。

如何实现？这需要央企在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全球竞争力、技术领先度等方面能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媲美，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核心问题是，央企的体制机制能否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肩。

央企要实现来自国内的70万亿元收入，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国有资产有进有退的体制机制。自建国到现在，中国经济有两个任务尚未完成，一是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二是构建通过提升效率来实现全球赶超的支撑体系。这是当前中国国有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

相较而言，美国不仅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每个行业都有全球一流企业，还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全球一流金融市场支撑下的国家创新体系。目前，中国应主要参照美国，全面思考如何应对。唯有如此，才能明确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探索中国的产业与企业发展之路，保证营业收入的有序增长。

五方面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央企利润增长的核心是效率问题，即如何协调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关系。这面临三个冲突：一是利润不高，会影响融资和可持续增长，国内利润太高，会伤害国民经济的总体有效增长；二是在2020年既要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又要使利润总额达到5万亿，现有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能否保证；三是实现央企有序增长，现有央企与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是否能理顺。

从现实发展看，央企改革要着眼以下五个方面。

一，重新思考国企改革发展的逻辑，过度强调规模扩张，忽视竞争力增强是当前国企的通病，基于效率提高的竞争力提升，才是创造企业价值的前提。

二，加大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制衡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性。目前，国企的治理结构十分复杂，涉及的利益代言人众多，能否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共同推动企业创造价值？如果做不到，就会导致目标混乱、管理扭曲、官僚主义，大大增加企业管理成本，伤害价值创造力，扭曲国企市场化改革方向。最为突出的是，央企的考核与任免制度决定了，企业领导人很少变更，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则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来选择领导人，企业全球化的新形势要求必须改变现状。

三，继续深化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现有制度下，央企领导人着眼政治诉求，过度强调规模化和行政类指标，缺乏考核的市场化指标和竞争力培育指标。央企的战略控制、预算管理、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没完全反映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以市场化分配制度推进这三项机制的改革因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而受阻。

四，创新体系不够完善。科技创新对产业支撑严重不足，突出表现在，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下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规模化扩张导致市场竞争手段简化为降价。从企业内部看，技术的研发过度关注专利，忽视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与技术的嫁接整合能力，导致中国企业享誉全球的品牌不多，这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反思。

五，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有待提高。大企业集团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充分反映了国家的竞争力。为避免产业空心化，中国企业的未来布局仅依靠国内市场不行，还需要世界一流的体制和机制来整合全球资源要素，需要一流的资本市场、全球科技管理人才、全球行业标准制定能力、基于消费者溢价的一流品牌、超强的资产证券化能力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

改革国有控股制度

做大央企，解决好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估算，央企在2020年净资产总额应不低于33万亿，而2011年央企净资产是10万亿。届时，来自净利润（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投资的支撑不会超过5万亿，剩下的18万亿资产增量从哪里来？

就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国家很难从财政拿钱给央企直接投资，在国内利用过多外汇储备，会有很大的通胀压力。保障国有经济有效发展，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引入其他社会资本，这将导致国有股权稀释，传统的依靠国有控股来保证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国家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挑战；另一个是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出售一些竞争领域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国有资源来保证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产业安全，但这是权宜之计，非长久之策。随着经济发展，通过国有控股来保证产业安全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会受到重大挑战。

当务之急要做三件事。

一要政企分开，通过立法、制订有效行业法规等手段不断完善产业安全的监管机制。例如，制订电力法、水法、电信法等法律，强化利用国有资源的相关制度，完善反垄断和保障专利等市场规范。这有利于鼓励投资尤其是民营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要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来保证产业安全，比如利用“金股”和“董事会一票否决权”等手段来保证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国家利益。

三要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由于国家很难通过财政追加对国企的直接投入，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就要通过境外资本市场来直接融资和收购兼并，这会让外资过多参与中国的收购兼并和股票市场融资，控制和影响中国产业。

按当前发展速度，国有控股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到2020年会失去绝对控股地位。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养老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结合的密切程度加深，机构投资者超过国有控股比例将成为一种趋势，依靠国有控股来解决产业安全的保障将会越来越不现实。科学的行业管制、产业开放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的有机结合，将是国企改革下一步的重大课题，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逻辑。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