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如何破解经济、资源和环境“三角困境”

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10日表示，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陷入经济、资源和环境的“三角困境”，要想突破这一困境，需要从数字化、智能化以及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等多方面入手。

--城市“三角困境”日益突出

据埃森哲与中国科学院10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占有6.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29%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GDP。在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城市每天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城市环境质量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城市人均消耗的能源超过6吨标煤，远高于全国平均的2.5吨标煤，城市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等环境污染物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国内六个超大城市(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广州和深圳)的城镇化率达到75%，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中级城市型社会标准，除了重庆的其余五个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城市的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正面临严峻挑战，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1.19万人、1.27万人、1.15万人和1.2万人，趋近纽约的人口密度(1.45万人)。

李纲表示，尽管在西方的工业化的进程中，伦敦、芝加哥等也都经历过这种发展阵痛，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程度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城市的“三角困境”将遏制城市的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前进脚步。

报告指出，未来5-10年是中国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阶段。然而这段时期，由于能源结构和资源供应局限，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将依旧突出。

--人口在100万-300万城市将成为城镇化重点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俊表示，由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好，人口在100万至300万、人均GDP在5-7万元的城市，不仅经济发展潜力大，而且历史包袱较轻，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脱钩”的基础较好，具备新资源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因此将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

他说，人口规模超过300万的城市尽管经济绩效突出，但环境质量趋于恶化，其中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则表现出更为严重的城市病，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这些城市在基础设施、信息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很有优势，但是他们的环保资金投入水平反而低于经济发展较低的城市。

报告抽样国内73个地级市分别在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发展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排名，在国内六个超大城市中，尽管北京、上海、天津的城市经济绩效和发展能力的得分名列前茅，但环境可持续性均排在20名之后，重庆市的环境可持续性得分甚至名列67名。

同时，报告指出，人口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的经济绩效较低，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排放水平较高，经济绩效与环境效率均不理想，需极力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

--多措并举　推进新资源经济转型

李纲说，新资源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的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因此，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需要通力合作，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和谐城镇化共同做出贡献。

对此，报告提出未来可以在五个方面寻求发展，而每个城市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重点投资领域并作出具体规划：

第一，发展智能化基础设施。发展智能电网、智能建筑解决方案及智能交通等主要系统和基础设施，通过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术提高城市服务的集成度，优化城市管理。

第二，完善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管理。突破数据孤岛，整合城市管理部门和经济活动的数据，保障数据质量，形成洞察和行动；发展电子政务，基于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向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的政务服务，同时企业和公民也可以利用政府平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第三，加速提高能源效率。城市应该坚定共识，制定能效目标、有效标准和激励措施，努力推广清洁能源和新型技术，提供较高效益的解决方案。

第四，建立多元融资渠道。改变地方城市融资来源对于土地出让的依赖，发展多元的融资渠道，包括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市政债券、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

第五，实现跨部门和跨区域合作。城市之间应建立协作与知识共享平台；政府应提高企业在城市政策、金融、基础设施及战略等方面的参与度，并使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政府还应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营造更加和谐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