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对日出口十五年

黄腾，原中煤进出口总公司出口部部长。自1986年11月赴驻日代表处工作，至2002年初退休，其间掐头去尾，他亲身经历对日煤炭出口整十五年。这十五年恰是中国煤炭出口日本，由弱转强，再自盛而衰，延及当代的关键时段。

8月2日，本刊记者面对面访谈黄腾，意在还原重温那段历史岁月。中日煤炭贸易的盛衰，固然受大环境气候左右，但其间反映的中日企业商业价值取向，亦足令人深思。

198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新闻，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访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见。文章在头版头条，随文刊有大图。

看到这篇报道，我心里有数了，日本之行应该没问题了。

费景汉算是我的舅舅，他的父亲是我姥姥的哥哥。中煤（中煤进口总公司）早就决定调我到驻日代表处，那边人手紧张。但就因为这层海外关系，调任报到煤炭部一直批不下来。

我把当天的报纸给领导，领导一看，说行了，转交煤炭部。过了些日子，说可以走了，上头同意了。

这样在1986年11月，我到了中煤驻日代表处，当时心里挺高兴，一是调任成功代表组织信任，政治没问题；二是工资提高，还可以买到紧俏的电器，这都算是出国工作的福利。

打开无烟煤市场

中煤驻日代表处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下街，是一个九层的住宅楼，中煤租了其中一套房子。代表处所处的地段很好，晴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富士山，代表处对面，就是后来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的家。

原来驻日代表处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到年龄退休，另一个留学走了，还有一个被卷入钢材贸易案被抓起来。这样我到代表处的时候，只有我和首席代表两个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每年一度的中日长协煤谈判做准备，收集资料、制定谈判方案，提交中煤领导，并写上自己对今年煤价调整建议和依据。在此之外，中煤也希望我可以开发煤炭对日出口。

首席代表的年龄很大了，而且不会日语。因为之前出了钢材贸易案的事，他比较保守，不太愿意干。后来等到他回国述职，两周时间，在他回来之前，我做成了一单贸易。

当时日本一家贸易公司，丸红商社，他们董事长对中国非常友好，每年春年都会把中国政府派驻日本的人员集合起来聚会。通过他们，我了解到日本有家水泥公司需要半无烟煤。当时日本国内还生产煤炭，为保护国内生产，日本规定购买外国煤，必须购买本土等量高价煤。但无烟煤、半无烟煤不在此列。

国内长治、鹤壁都出产半无烟煤，这种煤炭热值高，价格便宜，当时也不太适合发电，也希望出口。这样，我利用国内业务部门的支持，做成这单5000吨煤炭的生意。首席代表回来后，发现生意已经做完了，又赚了钱，挺高兴，慢慢也放手让我做一些。

这单煤炭来自鹤壁，但是鹤壁的煤HDI太低，卸船时候非常麻烦，后来对方也无法使用。但这不影响这单生意，对方资金早已支付。他们对我说，这煤炭有问题，不能再要，我知道是HDI的问题，于是后来换成长治煤，然后合作就一直进行下去。

中煤领导对我十分信任，对这种长协之外的现货煤，半无烟煤、无烟煤，都放手让我干，只要我签字就行。也是从这5000吨开始，半无烟煤慢慢扩张，后来也发展到几百万吨，这块主要挤的是苏联煤。后来，因为大环境的关系，长协煤陷入停滞，以无烟煤、半无烟煤为代表的现货煤还一直保持贸易。

大同煤的故事

我到驻日代表处的时候，中国长协对日出口煤炭的主力就是大同煤，但那时候量并不多，每年大概几十万吨。

大同煤是中国最好的煤炭之一，大同煤分几个地区，有来自口泉沟、有来自云冈沟，现在又增加了塔山地区。口泉沟的煤是最好的，不需要洗煤，原煤质量就非常好，灰分7%、硫含量0.7%左右，有害元素非常少，熔点在1200度左右，但不结大渣。云冈沟质量相对就次些，塔山地区就更差了，可惜的是，现在口泉沟的煤基本采完了。

但是出口到日本的大同煤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杂物多。煤炭里面什么都有，螺丝、螺母、炮线、甚至马蹄铁，半拉铁锹等等。

杂物的原因很多，当时中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依赖打眼放炮，煤岩崩下来，就有没爆的雷管。大同有很多小煤窑，为了照顾地方，还得收购他们煤炭，小煤窑都采用炮采，很多还用骡子运输，要不怎么还有马蹄铁呢？

另外就是出口单位，买一些次煤参到好煤里面，一般一万吨掺杂百八十吨，这里面有港口分公司的人，也有中煤的人。煤炭质量变次，日本人看到就索赔，中煤就将责任转给了地方煤企，也因为这样，大同煤矿和后来的兖州煤矿都和中煤关系不好。

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新建了几个大机组，我在它填海的时候就去拜访过，推荐中国大同煤。对方最终同意购买5000吨的大同煤，和许多其他种类煤炭一起，试用评价。

因为大同煤本身质量就很好，从港口一卸下来，大家都觉得好。当时我也在港口，看完就给中煤发去报告。发完报告，我也回到了东京。刚到东京，中部电力公司来电话，说杂物太多没法使。

它们电厂在名古屋，我从东京坐新干线折返回去一看，对方把大同煤摊在地上，用吊车吊着一块电磁铁，来回吸，什么杂物都有，各种铁器。结果中部电力对大同煤的印象一下子就不好了。

杂物还好，日本方面最害怕的就是雷管。一开始日本人不知道是什么，发现就当杂物扔了，后来发现是爆炸物，日本电力业界定期有通气，结果大家发现都有。这样在1991年，发生了一起大的索赔事件。

因为进口的大同煤中发现大量雷管，日本十大电力公司联合向中方索赔索赔15亿日元（当时相当于1500万美元）。在这中间，我来来回回做工作，我知道日本人并不想整垮中国企业，而是希望解决问题。我向他们解释，矿山效益本来就不好，再赔偿这么一大笔钱，更加没有能力来解决杂物问题。最终日本将赔偿金额降低到60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60万美元），但要求所诉求的其它赔偿额度，大同方必须投入到除杂项目中去。

这个方案出来后，“大同那边特别高兴”。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大同还从日本订购了几台除铁器，使用后不久着火了。日本立刻全额赔偿，连大同救火的钱也一并支付，后来重新设计了除铁器，无偿提供给大同使用。

大同煤炭质量很高，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杂物，之后兖州煤在日本市场崛起，大同煤感受到危机，后来杂物也大大减少，随中国对日煤炭出口的高潮，和兖州煤一并进入对日出口的鼎盛期。

兖州煤兴起

因为我一直从事煤炭出口的关系，和兖矿董事长赵经彻常有接触，彼此关系不错。

90年代初，赵经彻告诉说，他想推动兖州煤业募资上市。我说，现在别人知道大同煤，不知道兖州煤，没有知名度，上市有难度。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可以通过出口先让别人知道。我看过兖州煤的规格，质量总体不错。

“你敢不敢往日本出口”，我激他，日本市场是世界上要求最严的。如果能打开日本市场，那么全世界也会承认。大同煤出口日本，主要就是杂物的问题，80%都有索赔。

赵经彻想了想，跟我说，“黄腾你去做（市场）开发工作，我们全力支持你”。

要打开日本市场，需要一个突破口。通过与日本商社的沟通，我了解到中部电力公司谈判代表小形耕八，谈判作风强硬，在动力煤谈判领域很有威望。日本朋友提醒，如果搞定他，进入中部电力公司，其他电力公司也会跟进。

小形耕八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此前，由日中煤炭长期贸易委员会动力煤窗口——日本石炭资源开发株式会社牵头，日方组成二十多人参加的大型山东动力煤调查团来华现场考察，其代表团团长正是小形耕八。

小形耕八对兖州煤本身有所了解，加上我一直努力和他沟通。这样中部电力公司新建机组，我联系兖州组织2吨样品，让他们先试一试。对方觉得兖州煤不错。兖州煤是洗煤，质量比较稳定，此外兖州煤灰熔点在1400度左右，相对大同煤更适应现代化的锅炉。

然后也是5000吨第一批兖州煤过去，总体反应比大同煤要好，但是杂物还是挺多。

那一年是1993年，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谈判。我问日方，兖州煤能不能列入长协煤炭新品种里去，当时日本很多公司不愿意，因为大家知道大同煤杂物多，他们一直在用，要费很大的力气去除杂，而且兖州煤第一船也有问题，杂物也比较多。

恰恰是小形耕八，这个日本动力煤谈判界出名强硬的代表，他同意使用，但提出了条件。他说，我用可以，但有风险，能不能比大同煤便宜。

赵经彻知道后拍板，“行，没问题”。之后一下子给中部电力公司运去60万吨煤，这在此前对日煤炭出口中，从未有过如此大数量单个订单。兖州煤要经过洗选，本身成本比大同煤高，但为了打开市场，这一年执行价格比大同煤每吨低大概一个美元。

很快对方反馈，兖州煤的确比大同煤好多了，但是杂物、铁器还是会有。这其中有一个大问题是木质。

90年代初，煤矿开采许多使用木头支柱，回收时候就会有木质混在煤炭里。洗煤是根据比例来洗，木头皮就浮在上面不好洗。但是木片到了现代化的机组，不能和煤炭一样磨碎，变成粉状，它是纤维质的东西。这就出现几个问题，一是运输的过程中，容易堵在缝隙里，降低效率；二是，在磨煤过程中，它易燃，在粉碎机里，很危险。

我给赵经彻支了一个招，招一些工人，三班倒，站在浮选机边，用人工打捞，同时再研究打捞木片的技术。

这个方法持续了半年左右，后来兖矿和清华合作设计出捞木片装置，解决了这一问题。然后正好碰到中日之间定期的一次互访，对方买了兖州的煤，也想看看实地怎么样，如何解决木片的问题。日方代表看到这个场景，很感动，方法虽然原始，但很有效。日本人感觉兖矿对客户利益比较看重，于是兖矿管理水准的名声慢慢提高。

雷管问题，日本人反映也很多。兖州煤是洗煤，本身雷管相对就少。兖矿也制定了许多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每个雷管上都编上号码，如果日方反映存在雷管，直接由当事矿长负责。

后来兖矿副总经理杨德玉访日，又对日本人承诺，凡是兖州煤出的杂物，兖矿都收回。这个姿态也博得日本人不少好感。第一年兖州煤比大同煤每吨要低一美元，第二年兖州煤就上涨了两美元，超过了大同煤。

中部电力公司之后，其他公司也开始用。但是兖州煤本身也有缺点，日本环保要求严格，兖州煤硒含量超标，这样有的电厂就用不了。

动力煤之外，兖州煤也打开了炼焦煤的市场。兖州煤不是纯粹的动力煤，它有一定的粘结性，可以作动力煤使，也可以当炼焦煤里面的配焦煤使，当时还有一种高挥发份的喷吹灰煤，他也可以做这种煤。因此兖州煤的销售范围更广，所以我们给电力业界推兖州煤的时候，也在给钢铁业界推。

最成功的案例是新日铁，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本身有发电厂要动力煤，有炼焦厂需要炼焦煤，还要喷吹煤。他们希望尽量用一种煤，能够多种用途。这样他买了兖州煤，三种煤都能使。兖州煤还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好洗，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灰分，或者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灰分，都很容易。

这样兖州煤一下打开了钢铁业界的市场，原先一年不过几十万吨。2000年，和新日铁第一年就签订了180万吨，并承诺如果使用效果不错，第二年增加到350万吨，如还不错，第三年增长到550万吨。

兖州煤的兴起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对日煤炭出口的增长，最高顶点时期，长协煤加上现货煤，一年出口煤炭可以达到数千万吨。

抢在煤价下跌前谈判

为维持中日长协，中日双方均有支撑机构。日方名为日中长协贸易委员会，下面设分支，有石油、煤炭、设备、玉米等。煤炭又分两部分，一是动力煤，二是炼焦煤。动力煤对应日本电力业界，炼焦煤对应钢铁业界。

动力煤窗口公司是石炭资源开发公司，它是由各电力公司派代表组成的常设机构，谈判由中煤和他们谈，确定统一价格后，再分别和各电力公司签约。

炼焦煤没有窗口公司，主要是三家公司，新日铁、日本钢管（NKK)和住友金属，三家按年轮流当班，每年谈完价格，三家统一执行。

2000年是很波折的一年。此前从1997年至2000年，国际煤炭价格连续四年下跌，但自2000年3月起，先是动力煤，然后是炼焦煤，价格一路上扬。日本人很焦虑，希望能尽快签下2001年度合约，这样避免煤价持续上涨，损害利益。

但在我看来，这波煤价上涨不可持续，它是四年煤市低迷后，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后，形成局部垄断的结果，后期产能释放，价格会再次下跌。

所以我希望能抢在澳大利亚之前和日方谈判。澳大利亚也是日本主要的煤炭供应方。一般中、澳都会在前一年的10月份开始与日方接触，谈判下一年的煤炭协议，到来年的3月份确定协议内容，包括价格数量等。一般情况是澳大利亚先签约，中方会在澳大利亚合约基础上，根据煤炭发热量等因素，进行价格上下浮动。

但在澳大利亚之前签约存在风险，以往有澳大利亚煤价为基础，有据可依。如果率先谈判，签约后价格上涨谁来负责？所以当时我找中煤领导，谈到我希望抓住现在煤价时机，抢在澳大利亚前和日本签约，他们很多人都不同意。

不过当时的中煤党委书记宋勤支持我。后来中煤高层达成一致意见，让我去联系兖矿，并让兖矿写下书面文件，解脱中煤责任，我就可以和日方先期谈判。

这时候是距新日铁代表过来只有一天。我连夜坐火车去兖州，赵经彻对我十分信任，他说，“黄腾，你怎么说怎么做，出什么事我担着”。这下我心里有底了，赶忙坐火车回北京。那天上午10点，新日铁代表就抵达北京了。这样我和他谈，从10点开始，一直谈到下午1点，口头约定了一个较高的价格，把量也提上去了。

在日本，口头约定就算谈完。最后签约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月，煤炭价格一下子跌下来了，每周都在下跌，一直到每吨煤炭下跌了7美元，市场才稳定下来。澳大利亚看到我们签约，也赶忙签约，他们签约时每吨价格已经比我低了两到三美元。

那一年，因为有新日铁和我们先期签约，整个中国煤炭都因此受益。因为根据这一价格基准，动力煤也很快签约，整个中国煤炭在那一年躲过了2001年初的那轮煤价下滑。

事后我自己计算，如果按照往常惯例来谈，那时候我们协议价格可能会下降3-4个美元。如果按4美元计算，那一年，兖矿就因此净赚2400万美元。

赵经彻跟我说，黄腾，要是兖矿是私企，我给你1%就够你吃一辈子了，但是我是国企。最后赵经彻请我吃了一顿饭。

陷入低谷

我最后经历了兖矿和新日铁的第二年合同，350万吨。按照原来承诺，2002年，兖矿和新日铁签约第三年，应该是550万吨。

因为我2002年初就已退休，我没有参与这次签约。但这次签约是中国对日煤炭出口的一个高点，随后就迅速回落。

2003年之后，中国煤炭市场兴起。国内煤炭价格上涨，现货价格比长协价格还贵。国内煤炭企业不愿意执行已签约合同。

这里面还造成了一些个人的悲剧。原先兖矿和新日铁签下了一年数百万吨的煤炭，后来因为国内价格上涨，兖矿就不愿执行，中煤驻日代表也没有事先通知对方，这样一下影响了新日铁采购负责人的前途。

这人是新日铁采购部的部长，对中国特别友好，本来已经要升任新日铁的副社长，因为中方临时毁约，影响到新日铁的正常运营，最后被调到新日铁下属一偏僻小厂去了。那人一气之下，辞职不干，前途从此就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日本的业界对中国心有余悸，不再敢下大订单。当然，中国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煤炭进口国，也不愿意卖煤炭给日本，再加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又交恶，到目前每年出口日本的长协煤，可能只有几十万吨。

现在中国煤炭市场不景气，又有一些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出口，这因为价格竞争的原因，难度很大。日方零星也有一些企业来咨询我，看看中方有无出口需求。但我明白，要回到当年的鼎盛时期，怕是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