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门”事件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内,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遭遇了至少“五重门”。鉴于IPCC报告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科学基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日前宣布,将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
同时,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今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将从原定的2次增加至4次。一边是科学争论还在进行,一边是国际谈判还将继续,中国要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国际社会中更清晰、更有效地发声?对此,代表委员们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问题频出的“灰色文献”引用为何难以避免
IPCC最近一次的质疑风波被称为“亚马逊门”——该组织第四次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威胁到40%的亚马逊雨林。”此结论援引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该报告作者声称,他们的依据来自《自然》杂志。但很快人们发现,原文指出这一威胁来自砍伐,并非来自气候变暖。
而在今年年初,IPCC首度公开认错,承认其对喜马拉雅冰川“很可能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数据来源可疑。该结论也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而这一结论又来自1999年《新科学家》杂志对印度冰川学家赛义德·哈斯奈英进行采访的报道,后者已经坦言,《新科学家》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他的意思。
“这大部分都是‘灰色文献’惹的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而达曾参与了多次IPCC报告的编撰工作,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他解释说,“灰色文献”指的是未经同行评审或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包括各国政府部门的权威报告,甚至一些非英文的学术论文有时也被当作“灰色文献”。“目前的质疑,几乎全集中在由第二工作小组撰写的关于‘影响和适应’这一部分中。相比较而言,这也是引用‘灰色文献’最多的部分。”
“如果完全不引用‘灰色文献’,那么恐怕在IPCC的评估报告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会更弱”,林而达指出,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科研水平较为落后或语言的限制,经过国际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本来就比较少。而有些领域,权威的科研成果也可能很少。“引用灰色文献关键是要透明,也要有严格的程序。”他强调说。
中国学者对IPCC评估的参与不够
据林而达介绍,人们常说的IPCC工作报告,其实有三个层面的意思:最基础的是长达3000页的“大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100多页的技术报告和只有三四十页的决策者摘要。
他告诉记者,IPCC工作组在编撰出大报告的草案后,会以电子邮件和网上公布的形式,向各国科学家们征求意见。“在第4次评估报告的意见征求中,IPCC编写组收到了9万多条修改意见,最后因为意见不一致等原因,大约有几千条没有被接受。”林而达指出,在此评审过程中,中国学者的参与性远远不够。
“国内学者提出的意见很多只停留在建议把‘should’改成‘would’这个层面上,有些意见也不阐明理由,难以让编撰者注意。而国外学者往往都是对一条结论提出半页纸甚至是几页纸的修改意见。因此,某种意义上,我国科学家在这方面是‘失声’的,至少是参与不够的。”究其原因,林而达认为,是因为前些年我国学者对气候公约及IPCC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程度认识不够、深入研究不够。
国内研究应更具针对性
林而达表示,从科学研究实际出发,目前国内缺少的是对国际谈判针对性强的研究。科技工作者要准确了解公约相关科学问题的尺度和定义。“比如说碳收支,气候公约关注的是人为引起的碳排放及碳吸收,为此还确定了一些严格的定义,并由此谈判各种法律条款,而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不能区分人为引起的碳的变化和自然引起的碳变化,这样的研究数据对谈判的支持就很有限了。”
他的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的呼应。据丁仲礼介绍,中科院目前正在组织启动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的先导性科技战略专项。他指出:“关于我国农业、森林等生态系统碳收支、固碳潜力的基本数据还很缺乏,而这些数据都将为我国在关于‘三可问题’的国际谈判中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丁仲礼表示,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投入不小,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而目前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性。“科学家应当有质疑的科学精神,但现在有些学者却是人云亦云,所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断‘贩卖’IPCC的观点,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同样的数据,用不同的分析手段,就能得到不同的结论。NIPCC用的是和IPCC一样的数据,为什么他们就能说出不同的观点?”丁仲礼如是说。他希望国内的学者能对气候变化的基础问题,特别是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气温自然变化的幅度及速率等问题做真正的独立研究。NIPCC即非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国际反IPPC的主要阵地。
而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副院长顾逸东院士则表示,目前,我国对于气候变化研究的综合性不够,力量分散,应加强研究的系统性和项目的顶层设计。同时,他强调,气候变化属于基础性研究,不能有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没有个5年、10年是不可能有阶段性成果的,我们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