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问题已从科学问题上升到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久前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暴露了某些西方国家既希望占据道德制高点,又不愿承担应有责任的虚伪一面。我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我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如何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也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一些委员对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有深入独到的思考,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某些西方国家心态不够“阳光”,政府应加强对舆论的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明森在小组发言中说,哥本哈根会议表面是要全世界共同行动起来拯救地球,控制全球变暖。但这个神圣而严肃的会议主题早已被一些国家扭曲了,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借温室气体减排这把“剑”来压制发展中国家崛起。看看那几个发达国家的态度就知道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不管是排放总量还是人均排放都列第一、第二的美国,连《京都议定书》都迟迟不愿签署,第一阶段的减排指标也远远没有完成。可以说,除了欧洲少数几个国家以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外,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对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之类的议题感兴趣。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美梦,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拉着温室气体减排的大旗,通过让第三世界承认他们不该承担的减排指标,达到压制、控制、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资源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特使斯特恩公然反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声称:“我们绝对承认排放(温室气体)到大气层的历史角色,但说内疚或者补偿我是明确不同意。”王曦委员说,斯特恩的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可能也反映了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的主流民意。美国拿到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温室气体减排主张,虽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但在美国国内,不论是企业界,还是主流民众,都没有对美国政府的这种主张表示激烈的反对。
张明森委员说,对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做法,中国政府是看得很清楚的,对这次哥本哈根会议采取的措施也非常有理、有力、有节。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再次重申,发达国家应该为100多年来的排放埋单,他们应该承担比当前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减排指标必须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就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公正的、合理的。我们的这一观点符合科学道理和历史事实,也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张明森委员指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的这些观点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内民间及学术界的比较得力的配合。他建议,政府在处理类似带有技术性、学术性的国际事务或国际争端时,要积极引导并善于利用国内专家学者的言论的作用,其作用有时要比单一的官方作用大得多。
加快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对世界未来负责,也是我国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正因为如此,尽管某些发达国家已经暴露其虚伪和不负责任的一面,我国政府还是向全世界作出了对未来减排的自主性的庄严承诺。面对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的严峻形势,加快低碳产业发展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王曦委员说,从美国的主流民意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国公众没有为改变生活方式做好准备,美国企业界也没有为改变生产方式做好准备。考虑到美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由奢入俭难”的处境,气候变化问题对美国来说相对不紧迫,经济上可行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由奢入俭难”,但同样需要新能源、新技术的拯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美国的需要不谋而合。现在就看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内功”做得更好、更快。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根据湖南省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是必须把建设低碳城市作为我国低碳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建设低碳省区、低碳国家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路径;二是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情况下,着力围绕“循环、低碳、绿色”做文章;三是注重倡导低碳消费,构建基于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充分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模式;四是注重发展低碳技术,积极推进低碳制度建设;五是注重发展清洁能源,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机构转换;六是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能耗监测平台,建立健全涉及各个行业的能耗统计指标体系,为客观、全面的统计及公正、公平的考核奠定基础,确保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节能降耗的政策措施得到全面、及时的贯彻落实。
以城乡贫困人口为目标,建立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社会救助机制
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著,约9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如何帮助这些人口增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针对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的讨论会上,民革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民革中央认为,建立针对城乡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机制,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应急能力,是下一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但针对受灾人群的社会保障机制尚且缺位。城乡贫困人口和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受气候灾害的影响最大,需要建立针对他们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民革中央称,从增收致富到降低气候变化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脆弱性,孟加拉国建立了一种能够快速有效地锁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的救灾程序,建立的救助体系有长效机制,有专门的资金和人员负责选择、设计和实施社会救助行动。孟加拉国适应气候变化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经验值得借鉴。
民革中央建议,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中,增加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救助政策和行动方面的内容,在中央和地方公共财政中建立适应气候变化专项资金;借鉴孟加拉国经验,在食物救济、就业援助等方面建立长效的适应气候变化救助机制,尤其是在锁定救助对象上建立有效的机制,提高救灾资金使用效率;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和人群建立社会救助监测体系,提供快速反应的信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