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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
世界深度衰退,中国逆境崛起。
中国经济成功“保八”,逆势而上,实现了“弯道超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经过这次危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经济大国的主要特征,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被推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一般来说,全球性经济大国有十大特征:第一,经济规模和经济力度达到足够大;第二,经济结构匹配性;第三,经济增长模式有典型性,第四,进出口达到足够规模和较好结构;第五,产业有核心竞争力;第六,经济的金融化率达到相当水平;第七,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第八,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第九,本币的国际影响力;第十,该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全球影响力。吴晓求认为,从这十个标志来看,中国已经够得上“全球性经济大国”的标准。
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达到5万亿美元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些产业领域,中国开始具有核心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强,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经济结构不断的优化。这些最终使得中国从区域性的亚洲经济大国,成长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危机促使中国提前转型
刚刚过去的2009年,全球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当中度过的。自从08年下半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经济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回首2009,我们发现中国和世界截然不同的表情,因为在应对危机中,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成绩单。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中央的评价是极其不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形势,果断决策,从容应对的结果。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秩序和格局出现调整。中国成功“化危为机”。
论坛上,专家认为,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是机遇大于挑战,危机促使中国经济提前转型。这次金融危机引起了外部需求大量下降,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前转型。应对危机,中国消费需求被激发,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可以断言,今后虽然中国的出口会逐步增长,但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会下降。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在这次危机的刺激下,实际上已经提前并加速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转型。应对危机中,中央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重要措施,这将进一步改变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长,大幅度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格局。
而这一重大转型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经济已发生历史性转折
2009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性一年。对这一年中国和世界取得的应对危机的成绩,专家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济学家、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认为,经济领域里历史性的转折实际上已经在2009年发生。
“11月可能是全球,尤其是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转折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2009年11月份的数据中,首先是中国的CPI“转正”了,在连续很多个月下降以后,该月开始增长了0.6%。最新的数据显示,江苏12月CPI已经增长了2%多。可以预料的是,今后相当长时间CPI都不会再转为负了。
去年11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9.8%,环比增长5.4%。于学军认为,虽然外贸的出口仍然是下降,但是和前几个月两位数的下降,甚至超过20%的下降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11月工业增加值增长19.2%,在此前较高增长的基础上,又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已经接近20%。
于学军认为,去年11月,中国这三个主要经济指标非常突出,加上其它一些数据的向好,显示11月是整个全年为了经济增长而努力的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月。
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景气指数已经到了55.6。一般来说,这个指数超过50,就是表示经济形势不错的数据。达到55.6,反映企业已经对未来经济发展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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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救市让“净化器”失效
在第三届新华论坛上,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专家提醒,各国强大的救市措施阻止了经济危机的发展,但也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必须反思“救市”的副作用。
经济活动中,“危机”其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李扬认为,危机就藏在繁荣之中,繁荣的时候什么都很好,所以有问题也看不到,有问题也不能解决。但是问题毕竟还是问题,毕竟还是需要解决,积累到一定时候,用一个危机的时候给予解决。“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是一个净化器,用破坏原有的生产能力,摧毁原有的经济组织,打乱原有经济秩序的方式,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但危机的这个作用,由于救市的措施非常强大所以非常充分发挥,所以才有“旧患未除”的问题。再加上两个因素:一个是自从1929年危机以后,各国都建立安全网和救助机制,使得很多问题没有暴露;二是企业“太大不能倒”,即使已经是“恶贯满盈”,政府还是不能让其倒闭,于是问题就结在结构内部,迟早还要爆发。
“危机的净化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净化的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只有到以后慢慢完成。”李扬说。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的危机。李扬认为,从实体经济来看,危机的部分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各国经济失衡。他强调,这里的不平衡,主要是指全球南北两个世界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现象在危机以后愈演愈烈,从实体经济来说,全球失衡的现象没有消灭,随时都可能导致下一次危机。从金融来分析,金融离开实体经济就是泡沫,现在就是有一大堆的金融活动脱离开实体经济,“自娱自乐”,导致此次危机的这一根源,现在也没有消除。
为了救助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止住了经济下滑,但是副作用也逐渐显示。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从全球而言,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供应国的矛盾进一步凸现。
“我们认为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分成三大集团,生产国、消费国、资源供应国,这三种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现。所谓大宗产品价格问题,所谓黄金的价格波动问题等等,都与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有关。”
“一个大家提到比较少的,但是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是没有秩序。”李扬认为,以前也许有些国家强调的是行政干预的秩序,都有秩序,有规可循,而现在没有规矩了。“头痛医头”,没有规则,他认为这些都妨碍了经济的合理复苏。
侯云春:
有些救市是“吹泡沫”
这次全球应对措施和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是完全相反的操作。上一次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主要是关闭“问题银行”,减少政府开支,提高银行利息。这次完全相反,虽然一些小银行破产了,但是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政府都采取了出手相助、注资的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这是各国普遍做法。另外是大幅度的降低银行利息,一些主要国家都是零利率,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两次救市措施比较起来,谁对谁错,现在很难判断,因为危机发生的范围不一样,时间不一样。
“我感觉前一种,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的措施可以说是‘挤泡沫’,这次我感觉是‘吹泡沫’。‘挤泡沫’是要付出代价的,‘吹泡沫’,说好一点,是为这次危机争取一些时间,以便采取一些更有力的措施,防止经济出现崩溃,避免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但是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有‘后遗症’的。”
侯云春分析,“后遗症”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钱太少”。“是谁的钱少呢,是财政的钱少,这也就意味着债太多,因为这一次很多国家普通采取了增加政府债务的措施。美国今年的债务赤字占GDP达到了43%,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超过了GDP,达到百分之百以上。”迪拜事件和希腊主权债务事件引起全世界恐慌,有人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进入了“债务危机”阶段。
二是“钱太多”。这一次采取的救市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球用了11.9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是10.2万亿,发展中国家是1.7万亿。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由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会很快,而且会很猛。世界经济的问题,就会由流动性不足转为流动性过剩的“钱太多”。
三是“钱太热”。前几年是日元在套利,因为日本的利率多年一直基本是零利率,将近有十万亿的日元在全球各地,利用利差套利,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大幅度降低利率,这样就有一部分美元在全球到处套利。首先推高的是资产价格和一些资源,特别是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价格。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走势的一些突出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