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中美之间的新摩擦？

近年来，“新能源”与“气候变化”这两个话题在讨论中美两国的合作议程中出现的频率可能是最高的。随着2009年底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日期的临近，以及中、美等主要成员国原则立场的清晰化，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可回避：“新能源”会不会成为中美之间新的摩擦领域？
过去一年多来，我全程参加了“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从创办以来的各次会议，对了解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的执行潜力和前景大有裨益。在美国，该论坛获得国会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肯特维尔(Maria Cantwell)的鼎力支持。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底访华时，出席了论坛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并参与第一场讨论。
什么是“新能源”
“新能源”是一个含义特别广泛的概念，与“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在内涵上有较大的交叉和重叠。作为一种科学归类，相对于常规（已经被大规模利用、技术成熟）能源而言，新能源指的是那些尚未被大规模利用，开发技术有待于从概念、图纸设计变为现实可能的能源。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话题，讨论的实质是要不要为某种形式的能源实现从研究、试验到商业化开发的转变提供投资和政策支持。
经过数十年的检验，太阳能、风能已进入商业开发阶段，在技术层面已经成熟，在经济效益层面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例如，除了以家庭或公共建筑为供能对象的小规模直接利用外，通过“智能电网”的建设，由太阳能、风能等所转化出的电可以作为常规火电的补充和调节而成为普遍性电力消费的一部分。因此，太阳能、风能是比较容易获得公认的新能源。此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水能和核能也被看作是新能源。
在国际油价高位震荡的背景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市场炒作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包括诸多实用价值还远未经过市场检验的项目也被贴上“新能源”的标签。这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知识和智慧去加以甄别。
美国：新能源政策并非作秀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惠及新能源的部分为500亿美元。其中100亿用于智能电网的建设，其余400亿全部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式能源的研发。负责组织这些研发的是能源部长、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他坚信美国只有大力发展新能源才有出路。在美国，能源部掌管28个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基础科技实验室系统。
奥巴马政府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视，在多大程度上出自于它要刻意突出与前任政府政策差异的短期政治考虑，又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美国能源政策的实质性转变，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是有争论的。毕竟，过去三十多年来，代表不同政党的总统多数都认为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因而支持发展各种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的项目，但其结果都收效甚微。这一次能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政策的实效，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有待时间检验。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奥巴马对新能源的重视，有较大成分是延续并强化小布什政府在2007年开始的能源政策。也就是说，在追求降低对海外能源依赖这一点上，这两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较高程度的连贯性。
小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里的能源政策取向比较清晰：继续依赖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先尽量使用其它国家的化石能源储藏。循着这个逻辑，尽管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基地组织无关，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仍是值得支付的代价。
在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很快被广泛指责为“石油战争”，它使美国的软、硬实力遭到巨大损害。不断走高的油价不仅大幅增加了美国的进口赤字，更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长期严重依赖海外石油特别是中东石油，将使美国付出过于沉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而开发利用新能源不仅涉及国计民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将逐渐减少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
此外，2009年7月4日，在伊拉克访问的副总统拜登主持了一个仪式，来自59个国家的200多名士兵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显然，从适龄美国公民中征兵参与境外战争，难度越来越大。虽然美国官员和学者们不怎么乐意评论这个现象，我们不难体会到政府或者是政策精英们主张用武力维持境外能源供应所遇到的障碍。
美国能源政策的战略调整，在2007年初布什总统倡议，年底国会批准的能源法中便可见端倪。该法要求美国汽车行业在2020年前，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40%，并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美国进口的原油每天将减少400万桶，一年减少2亿多吨，相当于目前美国年进口原油量的2/5。这些都是此前30多年间不可想象的“猛药”。虽然以谷物（主要是玉米）为基础的车用乙醇使用计划，在2008年上半年因为全球粮食价格上涨而饱受争议，但是，在美国社会，支持寻找替代能源的共识没有动摇。
我于2009年2月在西雅图市参加第二次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会议过程中，有机会与当地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座谈。从中得知，越来越多的居民用户愿意支持风能、水能的开发（包括通过支付更高的“绿色电价”的方式），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把老百姓的钱留在美国，而不是送给向美国出口石油的国家。这种消费伦理，其存在虽然还不见得是那么普遍，却为新能源的开发提供了市场基础。
总的来看，奥巴马政府没有把加大美国国内的化石能源开发力度作为应对美国能源供应问题的优先选择，而是重视发展新能源，这个政策取向有其比较坚实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倘若把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看成是党派区别大于实质，是新任领导人为了与前任有所不同而采取的政治作秀行为，或者是给美国的竞争对手设置圈套，则是一种误判。
中国：顺应美国的合作倡议
作为一种商品，“新能源”的卖点是更清洁、更环保、能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留下更大的空间。在初期销售价格方面，它并没有多少优势。如果政府的政策引导缺位，消费者也只是一味地追求廉价能源，不愿意为新能源支付更高价格的话，新能源就难以发展起来。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来自美国政府、企业、智库的种种“新能源”合作倡议，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自己要推动什么：是千方百计地追求价格便宜的化石能源，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推广使用更清洁、更环保的新能源？在这方面，国家政策层面的导向要清晰，要有一种无论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都不为之所动的坚持。
在这一点上，法国发展核电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先例。不管国际油价是每桶几美元还是几百美元，法国几十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发展核能。如今，核电占法国电力产量的比重已超过78%。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没有因为核能在美国、英国不受欢迎，也没有因为核事故和核废料的处理难题而因噎废食，而是认准了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丹麦在风力发电方面的坚持，是另外一个成功的范例。国际间，风电技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获得商业化推广。此后20多年间，长期低廉的石油价格使风电缺乏竞争力。但丹麦政府认准了风能的前景，为风能的开发提供公共财政援助，不断增加私人资本参与的程度，为抵挡对风能开发的非议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而今，虽然丹麦只有500多万人口，却是世界风能发电大国和发电风轮生产大国，世界10大风轮生产厂家有5家在丹麦，世界60%以上的风轮制造厂都在使用丹麦的技术，是名副其实的“风车大国”。这种产业实力为丹麦在2025年将风能提高到占其电力供应总量的75％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政策取向而言，国际上的“新能源”倡议与中国推动“循环经济”建设、鼓励“节能减排”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机遇。我们有必要推动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之所以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要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合作，是因为我们要在中国大地上提高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竞争力，以利于保护国家自然资源，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国家长远利益之所在。开发新能源不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不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更不是为了抵挡外国的贸易制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合作，而是在哪些具体项目、工艺、技术上合作，通过什么形式合作，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的代价和收益如何。
除了在开发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和设备领域之外，我们还必须努力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相关经历中，学习如何培育新能源消费市场。新能源技术和设备，只有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才能坚实地“走出去”。目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在中国社会中，出于保护自身在以利用煤炭和石油为主的常规能源市场中的利益，不乏蓄意给国内外新能源项目抹黑、“妖魔化”外国提出的与中国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合作意图的力量。为了使政府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能够提供并有效地保护新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商业竞争环境，在这些领域提倡“与国际接轨”不失为应对国内阻力的一个途径。
当然，在美国和中国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自称是“新能源”的项目中，难免有鱼目混珠的成分；也不能排除对一些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出现泡沫化的可能。针对这些现象和挫折，我们要做的是提高从专业技术层面对各种各样的新能源项目进行独立评估的能力。
总之，在战略上，我们应当把美国在开发新能源方面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和建议当作与中国长远发展需求相吻合的机遇；在战术上，则应当把对具体项目的商业和社会效益的评估，当作决定合作程度与方式的依据。新能源开发不应成为中美外交或政治摩擦的一个新领域，而应成为中美合作的一块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