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购战略亟待调整

就在今年8月刚刚召开的国家能源局专家咨询委员会上，中海油与中石化将联手在安哥拉进行收购的事情还被作为中国油企海外收购的经典案例广为称道。而仅仅一个月之后，该起收购即伴随着中石油折戟Verenex而一同遇挫。至此，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几乎同时受阻，使得昔日信心满怀的业界专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能源海外收购的问题与阻力。
早在今年7月17日，中海油和中石化即宣布拟以13亿美元全现金方式，联合收购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持有的安哥拉32区块产品分成合同及联合作业协议项下20%的权益。
而进入9月后这桩收购案忽生变数，安哥拉国有石油公司总裁Manuel Vicente公开表示决定行使优先收购权。致使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在公司半年报业绩发布会上感言，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可能继续对国内能源企业的海外收购构成影响。
几乎同时，郁闷满腹的中石油也在利比亚政府的阻挠之下被迫宣布放弃对该国小型石油公司Verenex Energy的收购。
而在四年前一个同样的秋天，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海油在报价仍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约10亿美元之时，宣布撤回其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
最为业界所关注的是，曾被誉为“中国最大海外并购”的中石化收购Addax案，却因协议签订方为北部库尔德人而被伊拉克政府列入黑名单，无法进入其油气资源开采权拍卖的第二轮招标。
一系列事件表明，在资源国资产国有化运动的影响下，其国有石油公司为争取本国利益，使得收购活动始终面临不确定性的威胁。而中国也始终在寻求一种能使资源国、跨国石油巨头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三者间形成互信的新利益格局。
利益契合危机
曾有石油界的老专家算过一笔账：从1993年中国石油企业开始走出去，到2009年的今天，中石油获得海外资源的能力已经达到了6300万吨每年，共花费了16年的时间；而在国内，如果说从1949年开始算起，到发现大庆油田使原油获取能力得到高速增长，从而发展到6000万吨每年的生产能力，则用了25年。也就是说，中国油企在海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不比国内弱，只比国内强。
在这份优异成绩单的背后，则是自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中国迫于自身能源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而前期获取资源的合作国家，主要限于西方已经放弃或者与西方敌对的“真空地带”，主要包括非洲、拉美以及中亚的部分国家。
但随着国内资源储量的逐渐紧张，中国自身的“胃口”也在增加。因此，当中国迫于巨大的能源缺口而开始向“真空地带”之外的区域探索的时候，与资源国以及同样实施能源来源多元化的西方国家之间就会产生必然的摩擦。
国际著名投资咨询机构Money map press投资总监Keith Fitz-Gerald曾对这一状况评论道，美国以及各西方强国总是指责中国对自由市场理论持怀疑论调，因此就有了美国将收购优尼科的大门关闭的举动。而其实中国当前实施的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却都是“拜美国所赐”。
他认为，小布什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使中国在中东的石油供应受到了重大打击，迫使其全力发展海外石油来源的多元化。而各种证据表明，在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需求的必要性。因此，是美国人自己“打开瓶盖，放出了妖怪。”
如今，中国汲取资源的触角伸向任何可能进入的地区，使得西方加大了相应的竞争力度，从而导致资源国渔翁得利之际很容易“拿资源当枪使”，在拥有足够开发资金后就关上合作的大门。由此，中国海外收购遇挫的消息也就接踵而至。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所长杨光认为，中国是新崛起的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自然担心，认为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并购挑战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资源国也有很多选择，并不是因为中国美元充足就只认中国。因为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受到很大打击，但跨国石油巨头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必然依仗雄厚资本发起竞争。因此，三方的利益契合必然会遭遇挑战。
同时，《华尔街日报》也针对中石油收购verenex的遇挫进行评论，认为中国毫无理由抱怨(资源国)这一行为，因为国际石油公司在中国也曾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那么，面对中国与跨国石油巨头以及资源国之间的相互指责，如何才能使三方形成互信而牢固的利益格局？
权益油误区？
国际能源署署长田中伸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化，一种建立在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巨头和资源国之间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并得到了各方的初步接受。而中国石油公司正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在资源国上游领域，中国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在中国下游炼化和销售领域，资源国国有石油公司与西方石油巨头则可以共同参股。三方公司围绕石油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但随着东南沿海一个个合资炼厂的开工，以及国有石油公司在上游的“攻城略地”，海外收购遇挫的事件却丝毫没有减少。
针对此问题，国内部分专家开始质疑这一看似稳固的利益格局。杨光认为，苏丹、委内瑞拉这种国家，由于美国对其实行制裁，才倒向中国这边，而对于其它国家，即使出价高，并让他参股中国的下游产业，也未必构成较大吸引力。因为资源国大都是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首要需求是本国工业的发展。因此，如果中国只是想获取权益油，而无法对其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帮助，则并不能真正构建稳固的利益格局。
研究全球地缘油气问题的资深专家张抗则认为，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NOC（国家石油公司）和IOC（国际石油公司）了，资源国、跨国石油巨头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在权益上相互融合是必然趋势，而挫折的出现说明了利益共同体的不够稳定，以及三方相互认识上的不够成熟。
中国不宜仅仅以权益油的多少来反映海外开拓的力度和成绩。它不能反映从工程作业到金融运作的国际石油市场上各方面的经营情况。而且权益油的多少与安全保障关系不大。
目前，在众多合同方式中，以权益油作为给投资者回报的经典的产量分成合同越来越少。在多数情况下，股东得到的是利润分红、而不是石油。退一步讲，即使允许由中方经营参与者得到其“权益油”，多数也不是直接运走，而是在市场上卖掉。因此，以中国在国外取得多少份额油来讨论石油安全保障是一种误解。
尽管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游领域争夺资源是存在商业性竞争的，但有一个大的前提是双方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
由于当前全球原油剩余产能短缺，而一旦供应中断，国际原油市场将无法稳定，必然会有国际炒家进行炒作，油价会直线上升。因此中美等原油净进口国应当联合提高全球剩余产能，开发出石油资源的潜力，以维护市场的稳定。而如各方均陷于对权益油的争夺，而忽略与资源国形成产业合作，则同样容易促使资源国竞价出售资源，进而造成市场波动。
2008年全球剩余产能仅有200万桶，导致了油价猛涨。如果现在不将全球剩余产能开发出来，等到经济全面复苏，则马上会面临供给短缺，国际炒家会再次兴风作浪。
因此，中国应与跨国石油巨头携手使资源国采取开放的态度，帮助其解决本国工业的发展问题，联合建立加工产业链，从而使其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积极进行国际合作。这样才是针对能源安全的治本之策。所以，如果说获得权益油是第一步，那现在是该走第二步的时候了。
“蹊径”与“瓶颈”
作为石油界的资深专家，中石化集团总工程师曹湘洪心中最为理想的“走出去”，应当是到海外去引进多种形式的资源，并不只限于上游的原油和天然气，对下游的汽、柴油甚至乙烯、聚丙烯的引进也应重视。
很多资源国并不希望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仅限于一个资源出国口，而更希望变资源优势为成本优势来发展下游产业。因此，中国的石油公司应当直接在资源国建炼厂，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进行深加工，再将成品油、乙烯等制成品运回国，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曹湘洪认为，这同样是拿到资源的好方法。
而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伊朗、伊拉克均向中国表示过这一想法，即：中国在当地建炼厂后，该国将部分基础产业项目及上下游的加工项目交给中国。且双方也进行过短暂接触，但此后未能达成合作，最终不了了之。
那么，此类惠及双方的合作形式最终流产的原因何在？既然资源国十分主动，中方又为何反应迟缓？
在国家能源局专家邱中建看来，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于公司自身实力不足、国家决策体制掣肘以及地方利益的争夺。
据了解，由于对国内项目投资较大，央企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普遍不足。以中石化为例，由于国内建设项目集中，该集团每年在国内的投资就有约1000亿元，其中40%左右在下游，50%左右在上游，很难筹措到足够资金用于海外建厂。因此，想要“走出去”的央企均需向上级申请，待审批通过后才能获得资金，因此便涉及到政府的决策问题。
而国家对于资金用途是严格控制的，例如，凡用于在海外进行勘探开采、寻找油源的资金申请报告，一般通过率较高；而如果要在海外建炼油厂，则通常很难批给资金——由于央企到海外运作均需使用美金，而非人民币，因此国家在决策时对风险的防范也较严。
因此也导致了一些资源国的不理解，“既然中国缺乏资源为什么不到我们国家建炼厂？”而国内的一些专家则反复强调在中国建炼厂对地方经济有强劲的拉动作用，以及可以增加地方收入、解决就业等等。但邱中建认为：“长期来讲你拿不到资源，而在海外建炼厂可以直接用当地的资源，这样中国可以通过制成品间接拿到资源。”
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公司便开始到中东进行合资建厂，且均占有较大比例股权。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仅在今年7月参股了新日本石油公司的大阪炼厂，而更多的是规模较小的项目。
而在最终的审批环节上，上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则以诙谐的比喻向记者做了形容：“这好比昙花开了，你们社领导要派个记者照（昙花），要打报告等主编、社长批准，等第二天早上终于批了，（昙花）也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