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开发权真的早该收归国有吗

 　温州资本曾被冠以“炒煤团”，但今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一纸通知，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座煤矿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目前，大部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老板已经悄然离开山西，仅留下小部分投资者还在苦苦等待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相关补偿，温商500多座煤矿500多亿元投资，不知道还能得到多少回报。

　　在这则新闻的背后，我看到了很多幸灾乐祸的评论，大体的逻辑是：煤炭资源本就该收归“国有”，温州佬凭什么拿去发财？市场本来就是有风险的，没让他们把暴利都吐出来就挺仁慈了，何所谓补偿？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经常大骂国有石油电信等企业，以及对野蛮拆迁极为愤慨的，很可能恰是同一批人。那么，为何在煤炭投资者身上，评价原则就统统改变了呢？这算不算一种畸形的人格分裂？

　　如果我们愿意抛弃对“煤老板”的固有偏见，就不难发现像温州“炒煤团”这种民间投资者，与依靠权力或依靠暴力取得煤矿经营权的违法攫利者不是一回事。我坚持认为，对煤老板的评价，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仅以想象情绪笼统做出格式化判决。犯法了，就应该依法受到法律的严惩；没犯法，则合法的暴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不能说因为你太有钱了所以你肯定是有罪的。

　　理性观察眼下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导性。政府一纸通知之下，煤矿唯一的“合法性”，只能由其规模来决定。达到规模了，无论你曾经发生多少矿难，或者存在多少问题，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相反，无论你在安全生产方面有多少投入，是否发生过矿难，只要你规模不够你就通通“不合法”。这样的“国进民退”能说是公平的吗？对那些一直遵法而为的煤矿经营者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制度的羞辱”？

　　虽然在理论上“国进民退”确有遏制矿难频发的功效，但是就目下而言，至少没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持这一理论功效。国有煤矿与民营煤矿的矿难发生率，有谁做过具体的统计？国有煤矿不是照样发生矿难吗？那些动辄死伤数十上百的，有多少恰恰是国有煤矿？尤为吊诡的是，既然我们如何关注减少矿难，那么在决定一座煤矿是否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时，为何又仅仅只考核其规模，而完全不顾及其历史上的安全业绩，也不去考核其事实上的安全投入？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煤矿的“国进民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倒不是理论上的矿难减少，而是那些私人煤老板们终于不再能大发煤炭财了，所谓“煤矿早该收归国有”大概就是此意。可是，我想说的是，煤炭资源的所有权从来就是“国有”的，所谓“收归国有”只是一个伪问题；现在“国进民退”中“收归国有”的，不是煤炭资源的所有权，而是开发权和经营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凭什么说煤炭开发权一定只能由国字头企业持有呢？而且，除非“国有经营”采取全民分红制，否则煤炭“国进民退”对公众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承受垄断价格，而不会是享受垄断福利。

　　房地产领域不允许野蛮拆迁，煤炭领域当然也不允许野蛮兼并，私有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政策的改变不能毫无原则，更不能摒弃程序公正。当政策频繁变化成为企业最大的经营风险，其实只会倒逼企业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小而言之，这是煤矿安全投入始终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大而言之，企业家精神的严重缺乏其实也可以从中找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