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大亚湾核电

        1978年5、6月间，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全国随副总理谷牧出访西欧。此后，在广东建核电站的构想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其时，改革大潮已经在广东涌动。广东省经济当时在全国仅居中下游水平，却因能源短缺，电力紧张，工厂经常每周开四停三。长期负责主管工业和经济的王全国面对这一状况，几乎束手无策。“在法国参观了核电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或许广东建设核电站是一条出路。”
　　然而，国家计划的首个商业核电站最初却并没有考虑广东。1978年2、3月份，中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赴法国对核电站进行全面考察。随后提交的报告建议在江苏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计划引进法国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当年底，邓小平对外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
　　经初步估算，两套设备约花费31.38亿美元。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而我国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1978、1979年间，国家外汇储备不到40亿美元。
　　恰在这个时候，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苏南核电站最终偃旗息鼓。
　　广东人却并没有放弃。从1978年下半年起，广东就准备组织核电建设队伍。1979年，广东两次邀请美国核电建设专家林杰克来华传授经验。当年5月，第二次来到广州的林杰克带来了一个在广东建核电站，把部分电量卖给香港，以取得外汇偿还建设核电站所欠外债的方案。正在为广东缺电而寝食难安的王全国，听到这一方案后大喜过望。
　　那一年4月，广东要办特区的想法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并且要求“杀出一条血路来”。王全国想，“借贷建设、售电还贷、合资经营”，不正是一条解决当前种种困难的“血路”吗？
　　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刚刚经历过一场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占香港地区发电量70%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下简称中电）对广东的建议表现出极大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在国家支持下，1980年底，《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下简称可研报告）在广州举行签字仪式。王全国在仪式上会见了中电董事长嘉道理。
　　当时嘉道理问可研报告什么时候能批下来，3个月行不行？王全国没有吭声。嘉道理又问半年行不行？王全国还是没有回答，因为这也是他自己正在思考而又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

　　争论

　　作为我国第一座商业核电站，广东核电站一开始就迈出了大步子——合资经营、技术引进、外资借贷、负债运行、电力出口等，这其中许多方面在当时国内都没有过，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国家计委一位领导批示认为，广东和香港合营核电站问题很不简单，港方条件苛刻，只出4%投资，借90%外资要由中国银行(4.54,-0.05,-1.09%)担保，而投产后15年内取得这个电站发电量的60%至70%，这样我们太吃亏了。
　　当时的二机部（后来的核工业部）在一份简报中，列举了广东合营建核电站的十方面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在听取专家意见后也表示，我们自己已有相当技术力量和一定经验 （核潜艇和高通量堆都已搞出来了），还是应立足于自己更可靠些。
　　1981年5月至6月，国务院召集11部委共284位领导、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广东省由王全国、叶选平带队参加。在会上，王全国慷慨陈词：“我今年62岁，这个工程如果中央批准了，请组织上解除我的其他工作，让我专抓这项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比如说，70岁、71岁，一定要把这个工程搞好，把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台下掌声雷动。
　　但是，审查会足足开了29天，可研报告还是没能通过。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
　　1982年4月19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文，以广东核电站可能存在诸多问题，建议在“六五”计划期间以不上马为好。相隔不到一周，4月24日，水电部也向国务院呈文，认为广东合资建核电站方案合理，建议“六五”期间动工建设。同一时候，同一件事，两个部门，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摆在了国务院总理的办公桌上。
　　5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国务院领导明确，广东发展核电的条件最有利，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把电卖出去。如果“六五”不搞，香港是不会等我们的。这个机会一失，10年之内不要想再搞了。还说，这是无本生意，自己没有投多少资，还可以卖电偿还贷款，比借外资搞其他项目，风险算是小的。
　　当年7月，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内蒙自治区赤峰市考察，与李鹏谈话时表示，广东核电看起来几十亿美元很吓人，实际上是无本生意。月底，胡耀邦约见核工业部领导，强调广东核电站是无本生意，核工业部要参加，要投赞成票。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并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天，时任水电部第一副部长的李鹏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核电站项目基本通过，我和选平心里实在高兴。”

　　波折

　　1983年7月15日，广东核电站厂址确定在离香港较远的深圳大亚湾麻岭角，这就是后来的大亚湾核电站所在地。
　　1985年1月26日，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下简称合营公司）董事会正式成立，65岁的王全国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任上调任为董事长。2月9日，合营公司正式开业，向每一名员工发了两个鸡腿、两罐可乐。大家其乐融融，共同欢庆这来之不易的时刻。
　　但是，历经风雨的大亚湾核电站并没有迎来彩虹，而是更大的风暴。就在经过数轮艰苦谈判，中英法之间三大合同准备草签的时候，1986年4月26日凌晨，前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这一全球性灾难事故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也波及到距大亚湾50公里的香港。“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城”等停建、缓建声浪迭起，香港一些社会团体还发起相关的签名运动。香港56个社会团体组成“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厂的宣言。
　　7月5日，王全国在深圳约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许家屯提出要求大亚湾核电站缓建或迁址的意向，由于意见不一致，双方决定分别向中央报告情况，请中央决定。
　　事态紧急，李鹏立即将这一情况向邓小平报告。7月10日，邓小平请秘书王瑞林向李鹏传达指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要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7月11日，邓小平再次指示：“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根据中央部署，合营公司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施步骤，在香港开展了核电科技知识宣传和解释疏导工作。香港主流媒体相继刊载有关核电的正面消息。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彭士禄在香港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问及核电站会不会爆炸时，彭士禄风趣地回答：“原子弹像白酒，点着会燃；核电站像啤酒，怎么都点不着”。后来这个比喻被当作美谈在不同场合引用。
　　1986年9月23日，在经受香港反核风波洗礼后，大亚湾核电站“三大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年10月，合同生效，至此，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历经七年漫长历程，终告全面正式开工。
　　然而，一波将平，一波又起。1987年9月14日，一号反应堆筏基发现漏筋事故。筏基第二层按图纸要求应放576根钢筋，实际仅260根。合营公司立即向国家核安全局、国务院核电办报告，并且要求停工整顿、查明原因，尽管工期延误一天就将损失贷款利息高达100万美元。
　　经查，事故因施工人员错误理解施工图纸所致，而且核岛筏基设计的安全裕度很大，土建施工漏放钢筋并不算很严重的工程问题。但刚刚经受了香港反核风波洗礼的大亚湾核电站，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敏感时期。香港几乎所有媒体随后以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之势大量报道和评论漏筋事故，几乎所有报纸均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大亚湾核电站漏筋事故立刻成为香港舆论的中心。
　　11月3日,合营公司、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香港工程界、科技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报界、电视台记者和国内新闻界人士80多人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11月9日，停工55天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核岛土建工程全面复工。风波渐渐平息。

　　学费

　　这还并不是大亚湾核电站所经历的最大挫折。
　　为通过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推进我国核电建设自主化进程，合营公司对重要的工程项目都采取由外国承包商与国内公司合作的方针，使国内公司学习国际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核岛安装是核电站工程建设中的关键路径和核心环节，考虑到FRA（法国法马通公司）是核岛设备供应商，由FRA进行安装应该更能确保质量，因此决定与FRA公司议标，如议标不成，再公开招标。
　　当时，国内有核工程安装经验的工程公司以核工业部二三公司 （下简称二三公司）为首选。因此，设定的中标原则是FRA或任何一家外国承包商投标必须由二三公司分包。但FRA不认可这种合作条件，认为对二三公司的安装能力和资质不了解，不愿承担全部责任。后在合营公司将议标改为国际招标时，FRA最终以FRA/SB（法马通/斯比）集团名义中标，并与二三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
　　在这一过程中，合营公司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合同价格谈判上，并未对中核总推荐的二三公司进行认真的资格审查，也未对二三公司是否胜任分包责任多加考虑。这为后来的工期延误埋下了隐患。
　　在二三公司和FRA/SB公司相继进场之后，问题就来了。FRA和SB公司都是在法国建设了几十个核电站的专业公司，擅长编制精确的进度计划，实行有层次的梯队式施工，整个施工过程像生动的舞台一样流畅而有序。而二三公司仍坚持大兵团、大会战的施工方式，工人施工没有按程序执行的习惯。FRA/SB对此很不认同，“土八路”和“洋鬼子”的碰撞越来越大。
　　双方龃龉越来越多，工期延误的危险越来越大。
　　核岛安装工程的一再拖期使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好像陷入了 “失控的泥坑”。合营公司总经理昝云龙形容当时的情形是：“好像进了一个黑暗没有尽头的隧道，不知道光明何时出现。”
　　最终，核岛辅助管道安装合同从二三公司转交给FRA/SB公司承包，二三公司只作为施工队伍提供劳务，接受FRA/SB的管理。曾经在我国核工业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二三公司就这样“兵败大亚湾”。原来在自己队伍中当家作主的中国人向法国人拱手交出了施工队伍的领导权。
　　合营公司总结认为，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现代化工程管理模式与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工程管理模式的大碰撞。为此，大亚湾核电站付出了不菲的学费。

　　运行

　　1993年7月28日21时5分，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8月31日21时26分，一号机组首次与广东电网、香港九龙电网并网成功，并网功率为4.5万千瓦。11月27日22时36分，一号机组首次达到满功率，电功率为98.4万千瓦。12月31日13时15分，一号机组完成全部满功率试验。
　　为核电站建成后顺利接产运行，相关准备工作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展开了。1984年，彭士禄就将时任广东韶关发电厂厂长周展麟调来主持生产部工作，启动生产运行人员的招聘、培训和核电站生产运行准备及规划工作，到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投产，生产准备工作整整做了10年。
　　合营公司自1989年4月派出第一批一级培训学员48人，随后又分别派出了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一级培训学员共115人，运行人员培训以法国格拉芙林核电站为中心，维修人员培训以法国特里卡斯坦核电站为中心，管理人员培训安排在EDF（法国电力公司）各核电站，常规岛在英国GEC公司培训。培训期平均约为一年，平均每人培训费约130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26万美元。所以后来有人戏称这些学员是“黄金人”。
　　1992年合营公司的工作重点是以接产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讲，管理好比建设好更难。时任运行处长的张志雄回忆说：“当时，有的人甚至说，你们连现场的阀门也找不到，还能运行好电站吗？”
　　1994年2月1日，经过一系列艰苦和精心的准备，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三个月后，二号机组也顺利投入商业运行。
　　中国核电建设从大亚湾核电站高起点起步。2008年7月4日，大亚湾核电站按期完成全部基建贷款本息56.74亿美元的偿还任务。由合营公司演变而成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另有多个在建机组。中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80%以上来自大亚湾核电站所形成的核电技术。
　　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 “1994年度电站大奖”，是在全世界范围五座获奖电站中唯一获奖的核电站。
　　《国际电力》评价说：“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进入商业性核电的竞技场，展示了中国的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所表现的惊人的决心、毅力和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在与外国伙伴一起实施一项复杂的高科技工程项目时克服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文化差异方面的杰出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