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激荡 中国核电守望“大国崛起”

本月中旬,装机６台百万千瓦机组的阳江核电站正式开工。而这个未来总装机容量将达到８台百万千瓦机组、总投资约９００亿元人民币的核电站项目，刷新了我国核电建设史上一次核准建设核电机组容量的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核电事业从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开始，经过长期不懈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艰难起步迈向了快速发展。今天，我国核电产业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技术品牌，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开工建设和规划装机容量第一的国家。

五味杂陈：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一排待遇”

核能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项重大发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全球第一座核电站在前苏联诞生以来，随着核能在电力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核电产业的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建立核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为代表的辉煌业绩。然而，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从原子弹到核电站，在世界上所有核大国中，中国走过的道路却最为曲折漫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首座商用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中国用了近３０年。而同样的历程，英国、前苏联、法国、美国则分别用了４年、５年、７年和１２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核能开始规模化发展，除美、英、法、俄等国外，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核电发展行列，全球建成投运的核电机组达１５８台，其中１３２台至今运行。八十年代初期，全球核电发展进入“高峰期”，建成核电机组达２５９台，其中２２３台至今运行。因为综合国力薄弱和计划经济束缚，以及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在这两次核电发展的大潮中，都没有中国的身影。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濮继龙介绍说，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多种原因，我国核工业还停留在军工模式，主要特征是不计成本，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缺乏商业化发展的机制。加上十年动乱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还没有一座可以民用的核电站开工建设。

１９７８年，刚刚走出阴霾的中国，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筹划核电事业。曾在国家核电安全监管部门工作的中广核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任俊生博士，当年曾随团代表我国首次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年度会议。按照惯例，拥有核电站的缔约国代表将在前排就座，没有核电站的只能坐在后排。

“当时，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第一排。这出乎我们的意料。反而是主办方‘提醒’我们说，首先，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有核电站投入运营。坐在前排，是中国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听完主办方的解释，代表团成员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任俊生回忆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会见了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一行。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建设两台核电机组，开启我国核电发展步伐。

“那时，国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核电站商业化运作模式，但我们基本上是空白。缺乏民用、商用的核电站，我们的核工业就不能说是完整的，也不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濮继龙说。

大亚湾核电站：时代造就的中国核电“旗舰”

在邓小平同志的构想下，１９７９年初，广东电力局、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开始商讨合营建设核电站。一个依托深圳地理优势，“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核电站建设思路渐渐酝酿形成，并为各界接受。

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开工初期，由于我国企业从未有过大型商业核电站的工程建设经验，在计划经济下大干快上的传统工程管理模式，遭遇到外国企业带来的现代管理模式的猛烈撞击。一些在万里戈壁叱咤风云、战功卓著的核工业建设“铁军”，屡屡在大亚湾并不广阔的海滩上“搁浅”。

在先后经历了漏筋事件、辅助管道事件等艰辛挫折的考验后，核电建设者在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面前勇敢地低下了头。他们以开放的胸襟，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以开放的思维，与外方一道将先进的工程管理模式引进到大亚湾，并结合国情落地生根，最终使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在南海之滨拔地而起。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党组成员王允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是靠着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靠着虚心学习先进并最终赶超先进的顽强拼搏精神，我们成功建成了大亚湾核电站，实现了以大亚湾核电站为起步，奠定我国核电发展基础的目标”。

任俊生说：“从大亚湾核电站建成那天起，我们的代表团再也不为坐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主席台第一排感到惭愧。”

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不仅超预期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以大亚湾核电站实现核电起步的任务，而且实现了企业净资产从３２．４亿元到３４７亿元的十倍增长。

而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到２００８年７月，大亚湾核电站在成功建成并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十五个年头后，圆满完成了总额高达５６．７４亿美元的基建贷款本息清偿工作。

在顺利完成巨额基建贷款本息偿还的同时，大亚湾核电站还以超出预期５０％的发电产生的利润为资本金，滚动建设了岭澳核电站一期，并为在建的岭澳核电站二期、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福建宁德核电站等核电新项目提供了资本金，超额完成了预定经济目标。

“从大亚湾到已经投入运营的岭澳核电站，再到正在建设中的岭澳核电站二期，我们通过实施专业化、集约化管理，为我国核电标准化、系列化发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生产关系领域的改革创新，充分释放了国有企业的活力。”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董事长钱智民说。

目前，以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为示范，我国已成立了一批专业化的核电工程管理公司，核电产业链逐步向核电装备制造、共用技术支持、数字化仪控、核燃料开发和后处理等纵深方向延伸。核电相关行业门类逐步齐全，行业竞争已经形成，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分工逐步清晰，落实国家核电建设规划目标的能力日渐增强。

CPR１０００核电品牌：唱响中国核电规模化发展的主旋律

“从一片空白，到实现标准化、批量化、规模化建设，通过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之路，我们拥有了中国核电品牌——中国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CPR１０００）核电技术。”王允光总结说。

拥有核电技术品牌，是衡量一个国家核电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据任俊生介绍，大亚湾核电站引进的是法国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技术。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自电站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每年投入１５００万美元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迄今共投入约１．９亿美元，先后进行了７００多项技术改造，实现了安全技术水平的升级，极大地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达民介绍说，通过持续改进和创新，大亚湾核电站机组的安全性达到９０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为反应堆４０年的设计寿命延长至６０年奠定了基础。在经济性方面，通过实施１８个月换料模式改造，大亚湾核电站每台机组可以平均三年减少一次换料大修，大修成本降低２５%，每年发电量增加３至５亿千瓦时，平均月上网电量增加了２．７%。

在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建设中，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进行了５２项重大技术改进和创新。到岭澳核电站二期开工时，一种通过渐进式改进创新形成的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品牌瓜熟蒂落。

濮继龙介绍说，与当初引进的技术相比，该方案具有技术先进性，总体性能达到了国际同类型在役核电站的先进水平；具有成熟性，有近４０台机组约ｇ６００多个堆年的安全运行经验；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具备实现自主化、国产化的基础，通过推进自主化、国产化，可大幅降低造价，使其与脱硫火电上网电价相比具有竞争力。

目前，这一技术方案已在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阳江核电站等核电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１１月底，在国家已经批准开工建设的７座核电站、２２台核电机组、总计２２９０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中，有２０台、２１６０万千瓦采用了CPR１０００技术。

中国核电技术品牌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辐射带动了我国核电产业整体能力的提升。从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期，国内的设计院与设备制造商初步参与，到岭澳核电站一期全国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共１８０多家制造厂和供货商高起点、高质量地提供设备，再到岭澳核电站二期由国内企业为主承担设备制造，我国核电制造产业的总体水平持续提升。

任俊生说：“从目前的在建工程看，CPR１０００方案的核岛、常规岛主设备的设计制造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主设备国产化率超过８０％，为核电站供应设备材料服务的合格供应商超过千家。我国已经具备以CPR１０００核电技术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建造核电站的能力。”

据介绍，在已开工的阳江核电站建设中，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正吸收借鉴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持续对CPR１０００技术进行改进创新，进一步提高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使技术指标达到或接近三代核电技术水平。该技术研发完成后，将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