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水利事业发展 人水相争变人水和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水历史，但受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制约，严重的水旱灾害一直困扰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前，国贫民弱，山河破碎，水系紊乱，河道长期失治，堤防残破不堪，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残缺不全，频繁的水旱灾害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摊子之上开始了她轰轰烈烈的治水实践，并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

 

防灾减灾：筑牢安全屏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第一次出京巡视就选择了视察黄河。在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处，毛主席详细察看了新修的几座险工石坝，然后问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呢？”王化云答：“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

 

毛主席瞭望波涛滚滚的黄河，沉思良久。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在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同时，也以“三年两决口”的史实成为名副其实的害河。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主席的是，黄河已经连续63年伏秋大汛没决口，将花园口防洪标准一举提高到千年一遇的那个“大水库”——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经竣工并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不仅防洪效益显著，还通过连续9年调水调沙，实现下游河道的冲刷疏浚，为两岸人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治国必先治水”。兴水利，除水害，大水发生时确保防洪安全，大旱发生时确保供水安全和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大事。60年来，新中国防汛抗旱已经步入一个新天地，旧中国一场洪水夺走几万、几十万生命，一场大旱即造成饿殍遍野的景象不再重演。

 

且看长江大洪水。1931年大洪水，死亡人数超过14.5万人。1954年长江大洪水，京广铁路中断100多天，死亡人数3万多人；1998年大洪水，因灾死亡人数降低到1931年长江大洪水的1％、1954年大洪水的4.7％，特大自然灾害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

 

且看淮河大洪水。1931年特大洪水，死亡7.5万人；1954年发生类似于1931年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死亡人数下降为2000多人，没有出现疫情。1991年淮河、太湖流域发生大水，死亡人数进一步减少。2003年淮河大洪水，及时启用行蓄洪区，运用治淮骨干工程科学调度，大大减低了洪水的威胁，人民群众生活基本稳定。2007年淮河大洪水期间，综合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防汛应急管理体系，洪水管理科学有效。沿淮转移人数较1991年大洪水减少99%，无一人因洪水灾害死亡，创造了新中国成功防御大洪水的新纪录。昔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旧景象一去不返。

 

再看新中国发生的几场最严重的干旱灾害。1999-2002年全国连续四年大旱，其中2001年特大干旱，水利设施累计抗旱浇地11.62亿亩次，挽回粮食损失6820万吨，群众生活无忧，经济用水无恙，社会秩序井然。2006年川渝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水利基础设施发挥关键作用，人民群众吃水无忧，无一人因旱灾死亡。2009年年初，北方冬麦主产区发生罕见大旱后，黄河数座大水库联合调度，各类水利基础设施共同发挥作用，群众吃水无忧，城市用水正常，而且确保了夏粮丰收。而在1940-1943年，全国连续四年大旱，赤地千里，1942年仅河南省就饿死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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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安成就显著，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这是新中国发生的一个巨变。这种巨变来之不易，它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益于广大军民团结治水，得益于盛世治水修建的各类水利工程和不断创新的科学防洪理念。1950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此后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成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迄今最为完善的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体系。防汛抗旱工作秉承“兴利除害结合，防汛抗旱并举”的指导思想，逐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法制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根据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灾害性事件增多、水旱灾害频发的新变化、新特点，各级水利部门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中央治水方针的指导下，及时调整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不仅赢得了防汛抗旱的先机，把握住抗洪救灾的主动权，而且形成了完善的科学防控水旱灾害的制度体系。

 

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唐家山堰塞湖是地震造成的105座堰塞湖之一，也是地震后形成的最大的次生灾害威胁，稍有不慎，其造成的后果将比地震更为严重。新中国发展所取得的物质基础、科技手段，加上官兵的拼搏和水利人的智慧，创造了世界上处置大型堰塞湖的一个奇迹。而且，震损水库、水电站无一垮坝，震损堤防无一决口，实现了零伤亡，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供水安全，水利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洪水来时有序应对，大旱力抗确保丰收。据水利部统计，自1949年以来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3.93万亿元，减淹耕地1.6亿公顷，年均减免粮食损失1029万吨。1991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抗旱浇地面积2973万公顷，年均挽回粮食损失4059万吨，平均每年解决2486万人的临时饮水困难。特别是每年因洪涝灾害伤亡人数呈大幅度减少趋势，其中上世纪50年代年均死亡8976人，70年代5308人，80年代4338人，90年代3744人，2001年以来这一数字降为1507人，没有人员因为干旱灾害死亡。今天，我们的水利基础设施已经可以有效地减轻水旱灾害，为共和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兴修水利：夯实发展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前，偌大的国土上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和一些塘坝、小型水库，江河堤防仅4.2万公里，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主席先后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从黄河三门峡到长江三峡，每一个时期都有标志性的水利工程诞生。

 

1950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以治淮为先导，开展了对海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在各流域上中游的水土流失区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治淮工程、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等一批重要水利设施相继兴建，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水利建设高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高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旗帜，广泛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加固了农村水利的基础。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水利的基础地位，对水利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江河治理和开发步伐明显加快，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治淮、治太等一大批防洪、发电、供水、灌溉工程开工兴建，水利建设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1998年长江大水后，国家决定进一步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长江干堤加固工程、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全面展开，治淮19项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及尼尔基、沙坡头、百色水利枢纽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江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

 

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是科学防控洪水和调度配置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和象征，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水利工作水平和能力。值得自豪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新的时代孕育了一大批经典水利工程，一大批经典水利工程，又为时代的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可以使长江荆江段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水电站年平均发电量达847亿千瓦时，万吨级船队每年有半年时段可直航重庆市，年通航能力提高四五倍。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库可大大缓解花园口以下的防洪压力，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从原来的约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解除黄河下游凌汛的威胁，同时，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发挥供水、灌溉和生态修复等作用。

 

南水北调工程。这一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事关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长远利益。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统筹规划调水区和受水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中华大地从此可以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水资源配置格局。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临淮岗工程是淮河中游最大的水利枢纽，它的建成结束了淮河中游无防洪控制性工程的历史，实现了沿淮人民的百年夙愿和几代治淮人的“世纪梦想”，标志着淮河流域整体防洪保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百色工程是珠江流域防洪规划中确定的郁江堤库结合防洪工程体系中的骨干工程，也是西部大开发水利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百色工程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灌溉、航运、供水等综合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对促进滇桂地区经济发展、改变右江革命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尼尔基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是以防洪、供水为主，结合发电，兼顾改善下游航运和水环境，并为松辽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条件的大型控制性工程。

 

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沙坡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工程对黄河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宁夏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受益区供水安全、改善区域生态与环境及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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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江河治理翻开了历史性的崭新一页！据统计，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跃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江河治理成效卓著。水利部相关资料显示，目前，长江、黄河干流重点堤防建设基本达标，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完工，太湖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其他主要江河干流堤防建设明显加快。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6万多座，堤防长度28.69万公里，我国大江大河主要河段已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的能力。中小河流具备防御一般洪水的能力，重点海堤设防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全国639座有防洪任务的大、中、小型城市，有299座通过防洪工程建设达到设防标准。水利工程设施体系不断加强，大江大河大湖防洪状况极大改善，水利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作用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

 

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我国病险水库数量多。一座座病险水库，成为汛期悬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定时炸弹”。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特别是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投资510亿元，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国规划内6240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集中进行除险加固。到2010年底，经过大规模的除险加固建设，我国水库安全状况将得到很大程度改善，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60年来，我国供水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水利工程年实际供水量达到5000多亿立方米，基本满足了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有效应对了多次严重干旱，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旱灾损失。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供水安全，我国实施了南水北调、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滦入唐、引碧入连、引大入秦等大型调水工程。特别是国家实施的东深供水、珠江流域压咸补淡、引黄济津、嘉陵江调水等工程建设和应急措施，保证了香港、澳门特区和深圳、珠海、中山以及天津、重庆等重要城市的供水安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累计解决了2.7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到2004年底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近年，国家加大了投入，解决了1.65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13年，将全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60年来，农村水利设施不断加强，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村水利设施几乎一穷二白，绝大多数农田属“望天收”。60年来，我国的灌溉事业不断发展，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发展到2008年的8.77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8%，每年在这些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占全国总量的3/4，生产的商品粮和经济作物都占90%以上。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保障中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60年来，通过水土保持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是中国的头号环境问题。“种一坡，打一车，收一箩，蒸一锅”是人们对水土流失后贫瘠土地的生动描述。不仅如此，水土流失还会直接造成江河湖库淤积，加剧洪涝灾害，同时还会严重破坏生态与环境。60年来，全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在水土流失治理中建设基本农田1.95亿亩，营造水土保持林6.95亿亩，建成淤地坝、塘坝、蓄水池、谷坊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680多万座（处）。全国植被覆盖率提高11.46%，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水土保持设施使全国年均减少土壤侵蚀15亿吨。黄河的一级支流无定河经过多年集中治理，入黄泥沙减少55%。长江上游嘉陵江流域实施“长治”工程15年后，土壤侵蚀量减少1/3。

 

60年来，农村水电建设为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已建成农村水电站4.5万多座，装机容量51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1600多亿千瓦时，约占中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的30%，在建规模达2000万千瓦。通过开发农村水电，全国1/2的地域、1/3的县市、3亿多农村人口用上了电。中国农村水电发展在提高农村电气化水平、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障应急供电、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节能减排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河治理，铸就辉煌；基础设施，筑牢根基。60年江河治理的辉煌成就，将水利建设推向一个辉煌的新高度，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依法治水：提升管理水平

 

水利事业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大计，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涉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水事违法行为和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完善的水法规为水利建设与管理的持续稳步发展提供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于1988年颁布施行，2002年作了修订完善，将水事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目前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水法规体系，包括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4件法律以及17件行政法规、53件部规章和800余件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各类水事活动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全国水行政执法网络基本建立，执法体制逐步理顺，执法保障不断加强。

 

据统计，在水法颁布实施后的20年时间里，我国查处水事违法案件92万余件，调处水事纠纷16万多起，不仅保障了经济建设，而且促进了社会安定……

 

新中国水利事业在取得一系列辉煌建设成就的同时，管理与改革也在不断走向深入：

 

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奠定了科学管理的制度基础。流域管理机构在水资源统一管理方面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在制定流域规划、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统筹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区域水资源管理上，深圳特区1993年在我国内地率先成立水务局，拉开了区域城乡水务一体化的序幕。近年来，各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以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为标志的水管理体制改革快速推进。目前，全国组建水务局和实行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已达1532个，占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总数的62.9%。水利管理体制的确立在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遏制用水需求过快增长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增长率，而用水总量实现了微增长，近10年来，部分地区还实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占世界平均水平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保障了国民经济3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

 

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水利投资新格局逐步形成，推动了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基本靠国家投资拨款。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水利也同社会其他行业一道，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我国水利投资体制由单一的财政预算内拨款，逐渐转变为财政拨款、国债、水利建设基金、政策性贷款、社会融资、外资等多种形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格局。据统计，新中国60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总投资10034.6亿元，1986年以来水利建设总投资为9441.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资4568.3亿元，银行贷款1007.3亿元，利用外资307.9亿元，自筹及其他资金3518.1亿元。

 

横向三类、纵向四级、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促进了水利基础设施的良性运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巨大，但全国基层水管单位却普遍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队伍臃肿、经费短缺等问题，严重影响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拉开了水管体制改革的序幕。目前，水管体制改革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09年3月，全国已完成分类定性的水管单位11360个，纯公益性事业单位、准公益性事业单位、企业分别占水管单位总数的45.5%、46.3%、8.2%。国有水管单位精简率达12%，一个“横向三类”（ 纯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纵向四级”（中央、省、市、县）、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形成。各地增加了人员和工程维修养护“两项经费”, 增强了水管单位活力，推行了管养分离,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行了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管”“养”更加规范，工程面貌和职工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水利建设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工程建设市场秩序逐步规范，工程建设质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在探索中建立并不断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利作为我国建筑领域最早实行“三项制度”的行业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水利工程建设以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为主要内容的建设管理体制也不断完善。目前，水利工程施工、监理招标率接近100%，限额以上重要设备和材料采购招标率超过90%。水利勘察（测）设计招投标正在稳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市场逐步形成。

 

科学探索：完善治水方略

 

对比旧中国的历史长河与新中国崭新的60个年轮，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根本的不同：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治水宗旨——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水利发展成果；一个是科学治水——新中国不仅有着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有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治水思想。

 

水利科技在新中国水利建设中的快速发展和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时，主要是靠苏联的水利专家和技术，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国水利技术人员“丢掉洋拐棍”，依靠自己的力量快速成长起来。改革开放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一系列先进、复杂的水利工程。60年来，水利科技进步一直是水利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推动力，像黄河调水调沙与多泥沙河流治理、长江三峡等高坝大坝的筑坝技术、水文水资源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小水电开发技术等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水利建设作出了贡献。

 

与时俱进的治水思想在新中国水利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水利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苏维埃政权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主导认识，到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基础设施”的定位；从新中国成立时“蓄泄兼筹”“统筹兼顾”“除害与兴利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治水方略，到新时期“封育保护”“退田还湖”等一系列强调人水和谐的治水理念；从对水的一般属性认识，到党的会议文件中水是“经济资源”“战略资源”“环境控制要素”等一系列表述；从改革开放前强调主要“为农业丰收作贡献”，到“保障经济发展用水”的侧重点，再到最近十年“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都体现了新中国在实践中尊重自然、认识规律、与时俱进的治水思想。

 

历史不会忘记1998年百万军民惊心动魄的抗洪场景，正是这次洪水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而加剧的人水之间的矛盾。这一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的水利工作方针。紧接着，国务院提出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政策措施。

 

在中央治水方针指引下，全国水利战线职工转变治水思路，创新治水实践，找到了符合新的历史时期实际情况的治水思路，也就是要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理念，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新的治水思路指导水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黄河、塔里木河、黑河“三河调水”唱响绿色颂歌。黄河2000年起实施水量统一调度，即使遭遇了大旱之年，但母亲河已经连续十年不断流，健康生命得以持续。博斯腾湖已连续8年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下泄水量达22亿多立方米，塔里木河下游河道1公里范围内周边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2??-4米，大西海子水库以下天然植被恢复面积达27万亩，尾闾台特马湖湖面最大面积保持在200平方公里。黑河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跨省区调水，而且连续10年实施，其中2000-2008年调水达88.09亿立方米，彻底干涸了10年之久的东居延海如今年年碧波荡漾，重现生机。

 

首都水资源生态治理和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北京市及周边河北、山西等省，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治水思路，加强水源保护、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回用，加大河道环境整治力度，划定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水源保护区，加强城乡水源地保护，在山区加快清洁小流域建设，构筑“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建设“宜弯则弯、宜宽则宽、人水和谐、自然生态”河道，采用生态治河技术，恢复水生动植物的多样性，有效地维护了河流健康生命。

 

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从2001年开始，甘肃省张掖市以水权制度建设入手，拉开了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的序幕。目前，各地全面开展了以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行需水管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据统计，按2000年可比价计算，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909立方米降至2008年的271立方米，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35提高到0.475，在农业连续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农业灌溉用水连续30年实现零增长。

 

在新思路的指导下，人水和谐成为主旋律，人为洪水让路，淮河、洞庭湖等过去人水争地矛盾突出的河湖防洪开始走向从容；封山育林、轮牧休牧广泛实施，封育保护面积已经超过70万平方公里，昔日治理赶不上破坏的山岭成为秀美山川，几近变成荒漠的大草原开始蓄起一望无际的绿色；涉及全国七大流域的全面水功能区划开始实施，控制河流纳污总量，减轻河流污染的管理正在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正在成为水利工作新焦点；需水管理悄然实施，经济产业结构迅速向节水方向调整，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而用水量却出现微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民生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水利部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要求迫切的水利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累计解决农村2.72亿人的饮水困难和1.65亿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50%以上的农村人口喝上自来水，大中型水库病险率明显下降，解决了3亿多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全面兑现，移民的生活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各地水利部门围绕村河、城河开展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恢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今天，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

 

展望未来：水利任重道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60年辉煌成就来之不易，新的征程任重道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利事业正处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关键阶段，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

 

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安全的保障，民生水利的呼声，生态与环境的改善，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内需的期盼……诸多发展需求的背后，无一不考验着水利的支撑保障能力。

 

同时还应该看到，目前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水权制度、水资源管理体制、水价形成机制、水利投融资机制、水资源开发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涉水涉河事务的社会管理比较薄弱，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水利事业的协调发展。

 

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最为关键的时期。

 

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党的十七大报告多处涉及水利工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水利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党中央对新时期水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明确了水利工作的目标和任务。2008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淮河时还特别强调，防治水患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兴修水利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

 

按照党中央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水利部党组紧紧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系统总结国内外长期治水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利发展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析我国水资源条件的新变化，归纳提炼实践中带有规律性和方向性的做法，与时俱进地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卓有成效地指导了新时期的水利工作，开启了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新进程。

 

水利部部长陈雷提出，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谋划好水利发展的长期目标。初步考虑，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四大体系：

 

——基本建成重点流域和区域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基本形成，主要防洪保护区达到规划确定的防洪标准，遇超标准洪水时，能够保证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区的防洪安全。中小河流、受台风影响地区、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的防灾减灾能力逐步提高。全国洪涝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降低到0.5%以下。

 

——基本建成城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城乡供水能力明显提高。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城镇供水安全得到可靠保障，抗旱能力显著增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全国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

 

——基本建成水环境保护和河湖生态健康保障体系。主要江河湖泊水污染有效控制，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以上，重点地区水环境状况明显改善。地下水超采得到有效治理，严重超采区状况根本好转。河流的生态用水基本保障，部分生态严重损坏的河流逐步修复。水土保持取得明显成效，生态修复成果持续巩固。

 

——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管理和运行保障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健全，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国家水权制度基本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全面实行，水功能区管理得到完善，应对突发性水危机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信息化和现代化技术广泛应用，科技含量明显提高，水利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有60年辉煌成就奠定的坚实基础，有60年治水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人民群众的防洪安全将得到可靠保障，城乡居民普遍享有安全清洁的饮用水，水环境和水生态状况显著改善，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水利格局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盛世治水，水利盛世。60年的水利发展，彻底告别了旧中国破烂不堪的江河状况，实现了彪炳史册的辉煌跨越，为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