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968年】：试行包产到户 工业学大庆

    [page]1959年

郑州会议和调整人民公社体制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与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毛泽东明确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提出了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问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郑州会议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混乱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共产风”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公社内部各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黔桂铁路通车

1959年2月7日，全长605公里的黔桂铁路建成通车。它起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终点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这条线路柳州到金城江段是解放前修的，金城江到都匀段是修复工程，已在1956年底通车，都匀到贵阳段是新建工程，全长145公里。黔桂铁路通车时间整整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黔桂铁路是通往贵州省会贵阳的第一条铁路，它连接构成全国铁路体系之一的湘桂线，使边远的贵州山区同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对发展贵州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西藏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的叛乱，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指出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引导西藏走社会主义道路。6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推开了西藏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分几步进行，首先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然后再分配土地。对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赎买。西藏民主改革用了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

1960年

自然灾害

1959到1961年我国遭受了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加上当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

1960年初，中苏关系恶化。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照会，指出中国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是将“自己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是对苏联专家劳动的“公开的不尊重”，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和顾问。7月25日，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到9月1日离境，并终止派遣按照协议应派出的900名专家。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会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撤走专家的决定，并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的未到期的专家。但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照会不予理会，在1个月内撤走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中断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page]

1961年

国民经济调整

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重点是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及有关政策，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二，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停建缓建一批施工项目，提高经济效率；三，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对工业结构实行大改组、大调整，坚决关、停、并、转了一批工业企业；四，精简职工，缩小城镇人口；五，加强财政、金融管理，力争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国民经济调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61年初到1961年8月为调整、徘徊阶段，1961年9月到1962年底为后退阶段，1963年到1965年为恢复与发展阶段。经过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率逐渐合理，1963年起财政略有盈余，到1965年调整经济的工作基本完成。

试行包产到户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后，在贯彻“调整、巩固、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过程中，一些省、区为克服经济困难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4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为恢复生产，渡过难关，经毛泽东同意，率先在安徽推行“包产到田”责任制，取得明显的绩效。四川、甘肃、浙江等地的农民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生产大队把土地以责任田的形式分给农民，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粮、各种农产品交售任务、上缴集体各项提留后，其余产品归自己，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包产到户一出现就引起从基层到中央的争论。毛泽东虽然支持安徽试行包产到户，但并没有在全国推广之意。他主持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后，认为已经解决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另外，毛泽东觉察到包产到户最终将瓦解集体经济，产生个体经济，于是，在1962年8月中央会议和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对包产到户提出批评。包产到户被当作“刮资本主义单干风”、“复辟倒退”受到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中止。

1962年

七千人大会

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部队的负责人共有7000多人参加会议，故称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在贯彻八字方针取得初步成效，但经济形势仍未根本好转，为发扬党内民主，统一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恢复经济而召开的。大会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错误，如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工农业生产指标太高，积累与消费、各经济部门的比例不协调，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及平均主义，工业建设过于分散，城镇人口发展过快等问题。大会分析了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大会总结了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不能混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大会提出了1962年经济建设的十项任务，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为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大会并没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思想。

 精简城市人口

 为了解决职工人数急剧膨胀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矛盾，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调整工作的重要环节。2月23日，中央决定成立“国家机关编制小组”和“中央精减小组”，领导全国精简职工、精简城镇人口工作。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提出要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业提供商品粮、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要求将全国职工再减少1056万到1072万人，城镇人口再减少2000万人，精减任务要在1962年、1963年内完成。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业减少职工任务基本完成。1963年6月，全国减少职工与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共精减职工2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大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减少了商品粮的供应量，减轻了农民负担。[page]

 1963年

 第二个科技发展规划

 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是建国后的第二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年我国曾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1962年底，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中共中央决定在原《十二年科学规划》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参照世界科技发展情况，制定未来十年科技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包括农业、工业、资源、医药卫生、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7个方面共70个专业和学科规划。全部规划有中心问题3205个，研究项目1.5万余个，其中重点项目374个。在374个重点项目中，有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个，占89%，基础项目41个，占11%。第二个科技规划的总目标是赶上20世纪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并准备向70年代的水平过渡。在任务安排上，着重抓两头，打基础。“两头”中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技，另一头是国防尖端科技。“基础”是指基础工业与基础理论。第二个科技规划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文革”的冲击。

 城市“五反”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城市“五反”运动兴起。“五反”运动先在县（团）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五反”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的发展趋势是突出政治。1965年后又与“四清”运动一起错误地提出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派”，成为“文革”的先声。

 试办托拉斯

 1963年9月，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时，中央决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增加经济管理办法，起草了关于发展工业问题的文件，认为组织托拉斯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重要措施，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正式通过。刘少奇、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都同意试办托拉斯。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4月3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1964年6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国家经委方案出台后，各种正式的托拉斯纷纷组建起来。从试办托拉斯看，它们组建之初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但托拉斯在试办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如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的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等。文革开始后，试办托拉斯的探索即告中止。

 1964年

 工业学大庆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范，提出学习大庆。1964年初，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向大庆学习的号召。此后，我国工业交通战线拉开向大庆油田学习的群众运动。大庆油田是从1960年2月起全国27个石油厂矿、院校数千名科技人员及4万名工人用3年时间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成的大油田。大庆油田产生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精神，即“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奋发图强、胸怀全局、忘我劳动等，成为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阶级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学大庆达到高潮。

 农业学大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地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群众战天斗地，修山改土，成为昔阳县及山西省的先进集体。1964年1月19日，国务院邀请山西省代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介绍先进事迹，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及《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之路，倡议学习大寨经验。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学大寨，并将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于是，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高潮。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大寨一直是农业的一面旗帜。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大寨的动因，是中央倡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文革”中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大寨片面夸大政治作用，强调阶级斗争，追求“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学大寨运动也成了形式主义、阶级斗争的工具。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才正式结束。[page]

 1965年

“三线建设”

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地区。1965年3月29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不久，又成立了西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大规模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启动。1965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搬迁会议，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三线地区”是从战略需要出发，将我国各地区按战略地位的轻重，划分出一、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就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三线地区包括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非边疆省区，即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省区的大部或全部地区以及河南、山西、湖南、湖北、广西西部地区。三线建设开始时是以川、贵、云、陕、甘为重点，之后扩展到河南、湖南、湖北等省西部。从1965年起，东北及东南沿海的企业陆续向三线地区搬迁，到1975年11月止，三线建设掀起了两次建设高潮，一是1965年年至1966年以修建铁路和搬迁项目的改进与扩建为重点，但文革开始后三线建设受到冲击。二是1969年到1971年兴起的“五小工业”热，各省区加速建设本地“小三线”。1973年后，国家在沿海地区的建设与三线地区建设大体持平，之后超过了三线地区。三线建设11年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格局，建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但是，不少项目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为建设三线而放弃了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建设，也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966年

“三五”计划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由于“大跃进”挫折和自然灾害，1963年到1965年成为国民经济恢复与调整时期，1966年才开始实施“三五”计划。“三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指导思想经历了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转折。1962年在考虑“三五”计划时，中央指导思想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1964年底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指导思想仍是解决人民吃穿用。但是，周边国际环境突变，战争阴影越来越重。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三五”计划指导思想转到了以备战为中心。1966年“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开始正式执行，但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对“三五”计划造成严重的冲击。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时，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该信的内容，并发表了《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指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要学军事，学文化，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和国家需要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军学、军工、军民、军农都可兼顾起来；工人以工为主，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人有条件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民有条件的地方要办一些小工厂，学生要兼学别样，商业、服务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五七指示”反映出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思路，即：逐步缩小社会分工，逐步缩小社会商品供应范围及数量，以自然经济加指令性计划来组织生产，在分配上推行平均主义，并为消灭社会分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五七指示”在全军贯彻后，部队兴起大办农场、工厂的热潮，也为军队1967年后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确立了理论基础。[page]

1967年

 坦赞铁路协定

 1967年9月5日，中国政府与坦桑尼亚、赞比亚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中国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援助。这个协定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三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1969年11月14日，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政府铁路代表团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又签订了中、坦、赞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补充协定。根据补充协定的规定，应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把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坦桑尼亚的起点基达图，改为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1970年10月，坦赞铁路破土动工。1976年7月17日，横贯东非高原、跨越裂谷天堑、连接东非和中南非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胜利建成。坦赞铁路的通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68年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8年12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二座铁路、公路两用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宝塔桥与浦镇林场之间，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江中正桥全长1577米，下层铺设双轨，全长6772米，南来北往的列车可以同时对开；上层宽阔的公路桥面宽15米，全长4589米，可以并列行驶四辆大型卡车。正桥两端，矗立着四座巨大的工农兵的塑像。两岸公路引桥接近市区的部分由二十二孔富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组成，看去像一条美丽的彩练，使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显得更加绚丽多姿。南京长江大桥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线和沪宁线连接了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了起来。南京长江大桥于1960年1月动工，1968年10月1日铁路桥建成通车，12月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生“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使应届大中学生不能正常毕业、升学，经济的停滞不前又使得城市就业问题空前严重。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学生又被当作“再教育”的对象，于是上山下乡成为知识青年的主要出路。196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分别发出分配中学生的通知，上山下乡开始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达到顶点。从1969年到1979年共有1647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途径主要有：插队、军垦、去农场。1983年底，历时20余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终结。1978年12月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大批知青失去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各行业人才的断层。另外，上山下乡缺乏系统、具体的安排，发生了知青生活困难、迫害知青、强奸女知青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