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的大成本观

　　中国油企已经全速“出海”！这一次的契机是经济危机。在国外很多企业盈利状况难以维持、石油资产价格较低的时候，中国石油企业应时而动，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并购金额增加到820亿元左右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80%。

　　最近，中石化成功收购英国Addax公司境外股票，成为该公司位于伊拉克、加蓬和尼日利亚等国部分油田的新主人；中石油斥巨资购买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据悉，中海油也与中国石油拟联合竞购西班牙石油公司旗下阿根廷子公司YPF。一系列事实表明，2009年俨然成了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年。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弥补石油缺口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国际原油贸易。如今海外并购进入大众的视野，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即依靠贸易油或份额油满足国内需求，哪一种途径更经济？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坚持用价值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

　　价值规律的本质要求是等价交换，但其实现往往是通过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形式进行的。因为商品的价值虽然相对稳定，但价格会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上下浮动。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便会高于价值，此时生产者获利较多，该行业便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入从而导致生产规模扩大。但是随着该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强，行业利润水平则会趋于下降；反之则反是。价值规律这种特殊的实现形式使其具备了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全社会的再分配功能，并能够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建立创造平均利润分配机制的经济运行体系。

　　国内日益扩大的油气供需缺口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贸易的手段来满足油气需求，石油公司 “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是必要的。但是，通过海外油气资产并购以及项目合作的方式获取份额油仅是满足国内油气需求的一种方式，不能对其抱有过高的期望。因为，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不可能也不会违背价值规律。

　　笔者认为，价值规律的存在不会使我国油公司在海外油气获取成本方面占到太多便宜，至少和国际原油贸易价格相比是如此。在国际油气市场运行中，包括油公司在内，有众多的油气需求主体，他们在获取油气资源时会面临贸易油和份额油两种选择。选择前者，他们支付的成本是国际油价；选择后者，他们支付的成本包含了获得被收购油气资产的交易成本、项目运行的生产经营成本以及份额油的运输成本等。

　　那么，在海外石油获取中，究竟是选取“贸易油”还是“份额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视两者制衡机制

　　从市场运行情况看，贸易油和份额油的成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衡的机制。假如石油贸易价格偏高，需求主体面临贸易成本压力，此时他们一定会在贸易油和份额油之间进行成本比较。若份额油获取成本低于贸易油，他们自然会选择通过油气资产并购方式获得份额油。但现实的问题是，目前国际油气市场上有很多石油公司都是油气行业的竞争者。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公司通过低成本途径获得份额油不会成为长久的专利和垄断，因为这会成为其他竞争者纷纷仿效和追随的对象。一旦油气资产成为石油公司热捧和追逐的对象，油气资产的价格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当更多的原油需求方选择通过资产并购获取份额油以满足自身需求时，原油贸易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价格自然会出现下滑。

　　因此，若将海外油气资产并购置于价值规律框架之中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充满竞争的全球油气市场中，石油公司最终获取份额油的成本和贸易油的成本基本相当，不会有太多的偏离。

　　从国际油气项目的微观运行机制看，情形也大致如此。资源国政府对外资公司的监控历来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外资公司的利润空间。资源国政府与外资公司的油气开采合同以及相关政策只能让外资公司获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绝对不可能让其获得暴利。

　　换句话说，即使油公司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了油气资产，也不可能在油价高涨时将买卖差价所带来的利润全部据为己有。这就类似经济学上所讲的“级差地租”。无论是第一形态的级差地租还是第二形态的级差地租，都会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而被土地所有人无偿占有。与此同理，一方面，竞争的存在会使投资油气田和购买原油的成本接近；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竞争，土地的独占性也会剥夺外资公司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这就是价值规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剩余价值规律在为价值规律“护航”。

　　树立大成本观念

　　笔者认为，目前的舆论导向在对待国内油企海外并购的问题上有一些不理智。在国家石油公司大规模开展海外油气资产并购的浪潮面前，很多人只看到阳光的一面，不愿去正视“阴影”。若按照目前的主流观点和逻辑，似乎海外遍地都是黄金，天上能掉下馅饼。

　　果真如此的话，全球众多缺油国家油气供需矛盾岂不很轻松地就可以得以解决？很显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在国际油气市场寻求目标，应以物美价廉为追求目标。若以高于价值的价格购买了国外的油气资产，那我们就成了“挨宰”的对象，未免就有些得不偿失。所以石油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建立在成本观念约束的基础上。

　　对我国而言，在解决油气资源供需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树立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坚持成本的比较优势论，绝不能忽视贸易这个主要渠道。尽管历史上的高油价曾一度让国内的石油公司经营遭遇“冰霜”，即使如此，也不能因为原油价格高涨就片面否定贸易补缺的方式，而把更多注意力转移至国外的份额油。

　　近年来，国际油市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份额油的成本不一定就比贸易油成本低。当国际油价一路高涨的时候，获得海外油气资产的成本往往也是水涨船高；当国际油价下跌时，海外油气并购市场也会出现低迷。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石油公司历年获得的海外份额油主要是通过就地销售的途径进行经营和处理，而不是把份额油直接运回国内。这是因为高昂的原油运输成本使份额油运输到国内后变得很不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往往是把份额油销售所得在变化地点的条件下重新用于购买国际市场的原油。从某种程度而言，石油公司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行为，这也恰恰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所在。

　　那么，按照上述观点来评判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是否一定意味着海外并购并无多大意义，甚至是白忙活一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资产并购有其积极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石油公司通过“走出去”经营海外油气项目确实能增强掌控油气资源的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我国在国际油市的话语权。

　　从价值规律运行的角度看，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可能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条件，也有可能对国际油价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但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在价值规律的平衡和调节机制下，贸易油和份额油的成本是基本相当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对价值规律最通俗的解释。换个角度讲，即使我国油公司能够以低于国际贸易原油价格的价格成本获得或保持海外油气资产，那也极有可能是建立在政府为项目以外的社会经济成本买单的基础上的。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经济实力做后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不可能以低于国际油价的价格获得国际市场的原油。对我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现在的政治外交也同样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我国同非洲、中东等国积极的政治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石油资源的获取服务的，但政治外交的突破通常建立在经济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政治外交的背后往往就是金钱外交。若将政治外交的成本考虑在内，对海外油气项目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评价，那么国内石油公司海外资产并购的价值和意义恐怕就需要重新估算了。

　　做活国内油气文章

　　如前所述，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是价格背离价值并由此产生生产要素流动的调节机制。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石油公司在确定是否介入海外资产并购时，一定要树立大成本观念，不能就项目论项目，要充分参考项目运行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处理好国内项目与海外项目的关系，科学地进行成本和项目盈利能力比较，为国内外油气投资决策切实做好调研、判断和比较，使投资决策科学化。

　　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要人为地去划定国内外的投资比例。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践行价值规律，首先要求我们把国内的问题处理好。只有国内的油气文章做活了，才能做到可进可退，能够在国际油气市场游刃有余。与此同时，我国海外资产并购自然也就有了话语权。

　　从辩证的角度讲，对国外关注多了，对国内的关注便会相对少一些，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警惕。当前，国内极力主张石油公司加大海外油气项目开拓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坚持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一旦发生石油供应中断，拥有份额油就拥有了主动权。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主动权是一个有条件的概念，它若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上，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了。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石油供应的中断呢？无非有两种情形：一是和平时期所有贸易伙伴同时对我国切断原油供应，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很小，有些杞人忧天；二是发生足以影响世界原油供应的大事件，比如战争。一旦后者发生，不要说贸易中断，恐怕份额油的生产和运输也会因受到风险“株连”而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我们在面对贸易油还是份额油、国内生产还是海外并购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抉择时，不可先入为主，一定要坚持价值规律导向，坚持市场选择，冷静客观地制定和选择投资策略。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