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煤炭与鸦片战争

在黑色的石油还没有流入工业化体制之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大清帝国，煤炭都是使用最普遍的燃料。但二者有所不同的是，煤炭在英国同时被作为“制器之器”的动力使用。而在同时期的大清帝国，它只在手工作坊和家庭炉膛里燃烧。煤炭用途的逐渐分野，使得东、西方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也截然不同。除了偶尔有海船载着瓷器、鸦片和自鸣钟在她们中间往返之外，她们相知甚少。当两国越过万里波涛“邂逅”于战争之时，谁都没有想到，双方的强弱对比竟如此悬殊。它们更没想到的是，这种心理落差会与煤炭有关。
英国人开始普遍使用煤炭，比中国要晚得多。他们把煤炭称为海煤（sea coal），对燃煤引起的浓烟、粉尘和空气污染深恶痛绝，甚至把煤与瘟疫附会在一起。“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海煤的人家或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海煤烘制或烧烤的肉”。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小冰期（Little Ice Age）降临欧洲，更多的树被砍倒后拖入炉膛，以抵御越来越冷的冬寒。农场主也越来越愿意把森林变成牧场，以应海外对羊毛和毛纺织品的需求。木材的紧缺，不但使普通英国人为燃料价格上涨而叫苦连天，甚至影响了关乎海军发展和海外贸易的造船业。国王不得不限制木材砍伐，因为战舰和商业是这个海岛国家的根本。
18世纪早期，作为木材的替代品，“低贱”的煤炭开始“高贵”起来。以《鲁宾逊漂流记》著称于世的英国作家笛福，对他的同胞如此依赖煤炭感到不解，甚至担心矿山老板会“掏空整个国家”。
笛福的担心是多余的，矿业不但没有掏空英国，反而给英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排水系统对煤矿开采至关重要，五金店商人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一种使用蒸汽自我驱动的机械，代替马匹为煤矿抽水。一位苏格兰木匠的儿子瓦特对它进行了改进，以便能为其它机械提供动力。正是这种名叫蒸汽机的机械，促成了以它为核心的工业革命。钢铁制造、交通运输和棉毛纺织等行业迅速摆脱了风力、水力和畜力的限制，以连锁反应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1825年，当斯蒂芬孙驾着满载煤炭的蒸汽火车，从煤产地达灵顿开往斯托克顿镇的时候，它不仅代表煤可以自己运输自己，而且意味着英国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能以全球最大的规模、最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运送到任何地方。煤的火焰，不但点燃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锻造出了一个民族的经济传奇。
然而，煤的效能并不止于此。以煤作为能源的工业革命，在改变英国人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使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煤炭开采规模的不断扩大，英国矿工逐渐成为人数最多的工种，要求改善待遇、提高社会地位的声浪也最为惊人。同时，受惠于煤炭和蒸汽机的工业企业主队伍迅速壮大，要求摧毁完全由皇家控制的对外贸易体系，使任何英国人都可以在对外贸易中获利。新生社会阶层对民主体制的共同追求，促成了1833年的议会改革。强力打破海内外任何贸易壁垒，使商品物流在世界上自由出入，成为英国新兴权贵释放煤的热能和蒸汽机的动能的主要方式。由于中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她也感受到了被煤和铁武装起来的英国战争机器的威力。
煤时代对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使它具备了相对于其它国家的产业优势，还使其滋生了用机器和枪炮对外征服的自信与野心。早在1793年，来华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就从中英两国的经济差距，看出了威服四方的可能性。他说，“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在英国人看来，煤炭是其经济优势的物质基础，它“不仅代表上帝对人类进步所寄予的期望，而且表明上帝希望由盎格鲁－萨克逊的新教徒们来完成对人类的提升，这是上帝由来已久的梦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不是外交走到尽头的产物，而是东西方两种无法沟通的话语系统的撞击。确切地说，是英国希望用资本、技术、能源和市场四个元素勾勒而成的工业文明，彻底取代以等级体系、夷夏之别和重农抑商为核心的王朝经济体制。尽管前者并不具备规划他国发展方向的天然权力，却有着后者无法企及的摧枯拉朽的能力。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煤产量已占全球煤产量的4/5，铁产量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此后不久，伦敦还举办了首届世博会，确立了英国作为世界生产中心的地位。所以，当大清帝国的道光皇帝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之后，21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华战争。
煤炭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充分应用，给予了英国人足够的军事优势。英国海军在1820年便装备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明轮舰。这种舰只受风向和水流的影响较小，航速有所提高，机动性也较帆船为好。尽管由于蒸汽机过大，火炮装载数量有限，且机器和划水轮暴露在外易受攻击，但它在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中的优势，仍是大清的帆船所不及的。在鸦片战争中使用明轮汽船，是武装汽船第一次投入实战。由于清军的虎门、舟山等海岸炮台都设在河口位置，老式帆船逆流而上十分不便，英军便利用汽船作为拖船，或将主力舰拖到合适位置进行攻击，或在登陆行动中将首尾相连的多艘舢板拖至滩头，实施登陆作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基本完成了风帆战舰到蒸汽战舰的过渡，装甲浮动炮台也投入了实战；由于爆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使军舰被迫向装甲化发展。英国海军于1860年造出第一艘装甲舰，并迅速加以推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海军的现役军舰，有半数已经实现了装甲化。
与之相反，大清帝国有限的军舰全为木壳帆船，且以人力和风力为主要动力。当它们与英国蒸汽军舰相遇时，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中国军队在海战失败后的悲怆，充分显现了中国在能源利用方面的“划时代”落后。
在光绪时期之前的晚清，煤炭始终都是日常生活和某些手工业的燃料。尽管煤和铁的储量和开发时长都优于英国，但并没有孕育出类似英国的工业革命，而只是胼胝小农在农闲时节用于补贴家用的资源和手段。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模式和生存理念，决定了煤炭能源化的后发外生性。正如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所说的，“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被煤炭和蒸汽机灼伤的大清王朝开始了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洋务运动，煤矿业成为洋务官员着力推动的重要产业。1856年，美国《基督教评论》的一篇关于煤炭的文章，或许是这一举措的最好注解：“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由谁来做领导者？积极进取的人们为此展开了一场竞争。他们比试天性，比试智力和德育，比试对耶稣基督的纯粹真理的把握。这时，一件宝贝从天而降，落到了他们手里。谁能正确运用这件宝贝，谁就能稳稳当当地享有对世界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