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站在机遇与尴尬的十字路口。
这位中国知名民营企业——皇明太阳能集团的董事长,不久前在北京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办的“低碳企业创新论坛”上说,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很多企业发现自己嘴大肚子小。
皇明太阳能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但是黄鸣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最近国家出台一个新政策,投入100个亿帮助100个县市推广太阳能和建筑结合,结果发现中国没有设计院、规划院可以来完成。而皇明只有一个太阳能设计院,只有不到100个人,要面对100个城市上亿平方米的建设规划设计任务,他们没法承担。
事实上,这并不是黄鸣个人的尴尬,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在低碳时代集体竞争力的尴尬。
创造低碳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现在还不关心气候变化,套用一句娃哈哈的广告词,对不起,你“OUT”了。
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峰会要在哥本哈根举行;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之间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环保议题的高层对话紧锣密鼓;低碳经济成为拯救世界金融危机的新药方,各国相继推出绿色救市计划……
根据汇丰银行的计算,中国在4万亿救市计划当中的34%,相当于2010亿美元投到与绿色产业、新能源相关的领域。 2008年投资中国大陆新能源和清洁技术的风投资金达到13亿美金,被投企业55个,都比2007年的数据翻了一番以上。
其实,皇明是一直身体力行走在政策前面的。黄鸣介绍说,皇明在很多地方都非常严谨,但有一件事情是老板拍脑袋决定,就是在太阳能热利用的所有研究领域,老板说投多少就投多少。“我从不算账,但结果都投对了。因为这些领域都是空白。”黄鸣说,这些投入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一个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全球仅皇明一家能做,不管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家招标,都找不到第二个竞争者。
而欧洲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起步比中国早十几年,现在却远远落后于中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依赖。”黄鸣介绍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欧洲大力推广太阳能,但石油危机一过,政策没有了,太阳能设备都烂在了楼顶上。而现在协会、企业一边骂政府一边骂银行,等着政府再给政策。“这是一个悲剧。”黄鸣说。
作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他希望改变一些现状。他对《浙商》记者说,要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低碳的,“我每次到北京来都是坐火车,开人代会的时候,到各个新闻媒体,尤其是从南到北,基本上都是坐地铁。”
低碳经济的成本悖论
低碳经济是不是一个经济上高投入技术上高风险的领域?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爵士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可能达到全球每年GDP的5%-20%,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严重。但如果现在就去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
而根据麦肯锡的研究表明,约75%的减排能通过非技术措施,或现有成熟技术措施实现,约25%的减排潜力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成本为零,甚至为负。
在这场低碳企业创新论坛上, WWF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陈冬梅承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成本是现实问题。
面对企业代表对低碳经济高成本的顾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裁李跃明确表示,“节能减排是成本收回最快的投资。”
李跃算了几笔账:“我们今年投2.3个亿安装了一种智能窄频开关,年节电1.8亿度,一年半就能收回投资。我们给机站安装智能通风系统,投入2.4个亿,年节电8000万度,三年回收(成本)。投入4400万安装100万支节能灯,一年减少用电2000万度,最多两年回收成本。我想问,现在能有什么项目有这么高的投入产出比?”
据气候组织8月新鲜出炉的《中国的低碳商机》报告称,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风力发电装机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绿色巨人中,中国内地占17席,其中11人从事太阳能产业。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唱响中国企业低碳发展之音”项目对6个行业12家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同力水泥(11.21,-0.14,-1.23%)2006年以来投入2800多万元实施余热发电工程和40余项技术改造,取得了1.04亿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其全年销售收入的4.4%,全年净利润的50%。
在WWF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陈冬梅看来,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有望在十年后像今天的太阳能一样,成为低碳经济腾飞的引擎,到2020年,仅用ICT实现电机系统优化一项就能帮中国减少2亿吨CO2排放,相当于荷兰一个国家在2006年的排放总量。
低碳时代的创新风险与竞争力
除去对于成本的疑虑,WWF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陈冬梅对《浙商》记者表示,技术信息、市场融资总是偏向大中型企业,无论是生产流程改造、产品升级转型还是新技术研发,中小型企业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但同时陈冬梅认为,中小企业并非无可作为,它们可以发挥灵活、敏锐的优势,在低碳经济大潮中捕捉商机。
在印度,不懂任何技术的农村妇女就可以边带孩子边在家创业,从事村庄家庭蓄电池电站的维护工作。谁家的电站出了问题,这些妇女作为大能源公司延伸的抓手,帮助联络技术人员。
“这样的商机现在遍地都是,”陈冬梅提示道,“比如北京、深圳等试点城市都在推动电动汽车的政府采购,城市里的电池更换业务谁来做?它不需要你购买电池或设备,主要是网络管理,中小企业就可以做。”另外,为大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服务,本身就能产生很多商业机会,“低碳服务业将会兴起”。
近期法国、美国相继提出碳关税的设想,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发达国家间可能形成“低碳共同体”,设置碳排放国际规则和贸易措施,形成“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壁垒。欧洲的一些超市开始推行商品的碳排放标识。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必然最终传导到商品的生产过程,高排放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会被市场拒之门外。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在接受《浙商》杂志采访时说,今后企业的竞争,本质上是碳生产率的竞争,也就是单位二氧化碳能产生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