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的喧哗与躁动

　　“补充”而非“替代”

　　资源禀赋有时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是我国国情的官方概括，这一提法已淡出多年——因为官方意识到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人口众多也不值得夸耀。

　　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贫瘠的大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在中国的能源供需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003年以来，我国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2.5亿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年均增加1.63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比重已由2003年的53.9%上升到57.3%。

　　这一结构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年底，我国燃煤机组发电容量5.82亿千瓦，天然气2100万千瓦，水电1.73亿千瓦，核电900万千瓦，风电800万千瓦。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焕预计，至2020年底，我国燃煤发电容量将达8亿千瓦左右，燃气0.4亿千瓦左右，水电3.3亿千瓦左右，核电1亿千瓦左右，风电1.3亿千瓦左右。也就是说10年之后，即使新能源增长15倍，同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它仍处于“补充”而非“替代”地位。

　　“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要接近美国，还要消耗很多能源。”陈焕对《商务周刊》说。

　　目前中国发电厂装机容量是英国的10倍多，但两者的GDP差不多。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并未承担碳减排义务，但年复一年，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2012年到期的哥本哈根协定谈判中，欧美国家已经要求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承担碳减排责任。

　　不过，发展新能源不只是政治博弈的砝码，它确是关乎中国人可持续生存的百年大计。

　　传统化石能源中，石油据说用不了40年就会告罄；煤还能用不到100年。这不算最骇人的。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2050年气温将上升摄氏6度，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和超级飓风交织的世界之中。

　　好在充沛的阳光和来回刮个不停的季风给了我们发展风能与太阳能——这两个当今最被看好的新能源产业的资源禀赋。中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它“软硬兼施”，一边硬性驱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发展可再生能源，一边对新能源产业施以巨额补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提高到15%。到2010年和202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

　　风电、太阳能与生物质能被公认为当今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替代能源，其中风电和太阳能被中国视为自己国情的选择，生物质能在全世界都还不成熟，而中国农作物耕作的非集约化，和人口大国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决定了生物质能在中国只能小规模分散化发展，而不能并入由大型国企垄断的能源供给网络。

　　在太阳能和风能之间，中国现阶段更偏向于后者，主要在于成本考虑。但业内人士估计，随着光伏成本降低和储能技术的发展，太阳能将在2030年之后成为主流，因为它比风能更稳定可控。

　　虽然海上风能资源更充沛，但我国在海上风能开发上现在还只处于试探阶段。除了为世博会献礼的海上风电工程，中国并不打算大规模上马海上风电项目。专用地基、设备吊装、海底电缆铺设和盐雾环境下的运营维护，都决定了海上风电在技术难度上远高于陆上风电。“我们不是渔民，什么时候涨潮落潮都不知道。”一位风电企业员工对《商务周刊》说，“即使是技术领先的维斯塔斯公司也曾在2004年由于海上装机出故障而损失惨重。”

　　制约风电和太阳能发展的最大因素似乎就是经济性，只待它们成本下降到与化石能源相当，目前棘手的并网难题就将迎刃而解。虽然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比较难以达到，但不要忘了，技术推动新能源成本降低的同时，传统能源随着储量的渐少，价格也会攀升。

　　“黄金时代”的狂飙突进

　　相对于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风能发电成本最接近传统化石能源，风电商用在国际上已经几乎没有技术瓶颈，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目前最为看重的可再生能源。

　　从资源禀赋来讲，我国具有两大风带：一是“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这片广袤的国土常年“北风那个吹”；二是东部沿海陆地、岛屿及近岸海域。《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08)显示，中国陆地可利用风能资源3亿千瓦，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风能资源，共计约10亿千瓦。

　　当发展风电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央财政也为此拿出专项资金。2008年8月，财政部公布实施了《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支持条件企业的首50台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按600元/千瓦的标准予以补助，其中整机制造企业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各占50%。

　　地方政府也有着发展风电的冲动，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很多内陆地区除了风大，没什么资源。这两年诸多地方政府醒悟过来，呼呼的风不仅可以拉升政绩，而且通过建风场还能“圈地”，把大块土地用来生财。所以不难理解，在风资源丰富的七省区中，提出建设风电“三峡”的就有两个。华能、华电等五大电力集团2009年新能源发展目标中，各地共计上马风电项目超过50个。

　　在中国，如果政府主动要做什么事情，效率一定奇高。从2003年我国第一次风电特许权招标开始，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签发《可再生能源法》之后，风电产业连续4年实现新增装机容量翻番。截至2008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为894万千瓦，已经大大超出了国家原先规划(至2010年达到300万千瓦)。中国原拟将2020年的风电装机容量设计为1亿千瓦，但据报道，国家能源局已初步决定将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规划提升到1.5亿千瓦。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日前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现风电装机1221万千瓦，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很多人认为，现在是中国风力发电发展的“黄金时代”。

　　风电技术分为整机技术和零部件技术两类，其中零部件又包括叶片、电机、主轴承、齿轮箱等。国际上风电技术的引领者是丹麦、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它们早在1970年代便实现了风电的商用。起步较晚的中国风电产业狂飙疾进之下，走了一条技术“拿来主义”之路。

　　2004年之前，国内做风电整机的仅有6家企业，而自2004年风电高速增长，近5年来已经形成了金风、华瑞、东方电气“三大”齐头并进，其后还有80多家主机厂簇拥的格局，“几乎所有制造领域的大型重工企业，包括航空、航天、船舶、电站设备制造、输配电设备企业，都纷纷涉足风电机组制造”，这还不算零部件商。

　　包括三大整机厂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通过从欧洲企业购买技术方案获得加工制造能力。以叶片行业为例，德国一家名为Aerodyn的设计公司的方案在中国有近20个买家。“买个生产许可转让，再买模具设备，就可以制造叶片，如果纯加工的话这个行业实现生产比较快。”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刘新宾说。

　　这一现象与我国风电行业的一个规律有关——在跑马圈地阶段，很大程度上“客户”比“技术”更重要。“实际上整机的关键不是在技术而是在于客户，再强的技术不能在用户处得标也是徒劳。”智基创投合伙人林霆说。

　　联想投资执行董事王俊峰也直言：“门槛高低倒是其次，关键是谁拥有资源，五大电力公司从人脉到实力都是最有条件发展新能源的。我们在投资主机或设备商时，会考虑谁跟五大电力公司业务关系好，谁能跟业主方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