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条件变了，模式亦随之而变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瞭望》：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有些人对中国不甚了解，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解决心中的迷惑。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瞭望》：“中国模式”这个说法源自国外，高层讲话、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为什么？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政要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它与我们国内学者理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瞭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确立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不断发展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仍要“摸着石头过河”

《瞭望》：“中国模式”一说的流行，是否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时代已成为过去？

严书翰：“中国模式”恰恰是党领导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的。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中国模式”也要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我很欣赏邓小平1987年11月接见外宾时讲的一段很有气势的话：“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房宁：“摸着石头过河”与自觉按规律办事不矛盾。我们的发展框架有了，方向明确了，也积累了很多有益做法，但还要继续“摸”下去。

胡星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少有理论、战略，缺少精心设计，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与盲目性共存的特点。正因为盲目性的存在，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扭曲、公权力的过度扩张、腐败与道德堕落。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垄断、道德等还要依靠不断地创新“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瞭望》：放眼60年，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主要是建构、设计出来的，还是在实践中摸索、被“逼”出来的？

房宁：后发国家在民族振兴意识萌发之时，都会有建构，中国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建构的因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试错、创新、发展。可以说，前一阶段建构的色彩浓一些，后一阶段探索的色彩浓一些。

马振岗：中国发展道路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他进而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毫无疑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认真借鉴了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包括参考吸纳了西方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

权利与权力

《瞭望》：从房所长您前面说的两个角度看，如何评价新中国前30年？集中权力的色彩是否更重于保障权利？

房宁：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前30年办了两件大事，一、形成了民族国家，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像普京当俄罗斯总统时提出的“主权民主”那样，很多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二、凝聚了全国人民。以前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被组织起来，人民受到训练，包括知识文化进步、精神面貌改善、组织纪律加强等。这两点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瞭望》：西方在研究中国时，普遍认可经济成就，但对政治制度有争议，您怎么看？

严书翰：西方学者、政要在研究“中国模式”时争论最大的是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看法，这是事实。这里头原因很多，其中中西方国情不同，研究者价值观对立和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是主要原因。别指望短期内就能消失。关键是我们对自已的制度选择要有信心，要有底气。别人的议论是次要的。我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时常举两个案例：一、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对温总理说，他佩服中国两点，一是不搬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照样发展；二是不搞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照样发展。二、在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各国学者、政要对此几乎已成共识。

《瞭望》：对政治主导经济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关于地方政府，有的认为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的说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腐败横行、经济结构失衡的源头。您怎么看？

胡星斗：经济学中有“诺斯悖论”，指的是政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诺斯悖论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过多地介入市场，一方面促成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导致寻租等问题。未来中国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特权、腐败、垄断、官德败坏、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必须建立权力分立的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不同的人或组织掌握，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与行政保持相对独立性，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而不能只搞自我监督、同体监督，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道德的沦落。

　　房宁：以前，乡镇企业火的时候，几乎每个农民企业家的背后都有政府、官员的帮助。现在，几乎每个腐败干部的背后都有老板的影子。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经济有很大推动，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另一方面，官商离得太近，涉及太深，也成了问题。以前，政府较多介入经济生产是必经之路，现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都较健全，政府不宜再过多介入，而应主要在外边间接服务。这个不光是中国，日韩等都有这个经验教训。

《瞭望》：这么一来，是否意味着您所说的“集中权力”的特点会有所弱化、改变？

房宁：可以这么说。集中是阶段性特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会转型。成功的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危机中提升形象

《瞭望》：金融危机与全球格局变化更有利于“中国模式”的成熟，是原有结构定型，还是有所变革，抑或兼而有之？

严书翰：应当说，当前还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无一幸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这场危机也考验着“中国模式”。我欣赏“倒逼机制”的提法。国际金融危机也倒逼着我们要不断完善和调整中国模式。比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我们不能只看到成绩，看不到未解决的问题。与市场经济结合包括与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接轨，并不是加入WTO就自然而然解决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吃亏的教训的。

房宁：一方面要坚持我们好的做法，比如注重监管、注重实业。另一方面也要把危机当成机遇，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黑爪子干活，白爪子抓钱”，这种不平等、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秩序不能长存下去了。

在全球化中，中国的贡献远大于获得，给全世界打工，供应全世界的生活必需品，付出了劳动力、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但这在以前也没有办法，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只能用这种方式。

胡星斗：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模式”因此也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和青睐。以前就有“北京共识”之说，但我们认为“北京共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北京共识”并非过度强调政府，“华盛顿共识”也并非过度依赖市场，美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越来越重视建立“有限政府”。

《瞭望》：危机对中国国际地位与形象的影响如何？

马振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在英国当大使，很明显地感到那是中国国际形象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政策，履行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当时在外交场合，我经常听到英国官员、银行家、学者对中国的好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较早地提出要建立信心，呼吁各国合作共克时艰，照顾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积极认真作为，受到世界广泛的承认和赞赏。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不少人对中国的看法。也许经过当前这场全球性的严重的金融危机，更多国家和人们能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认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现在需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估计中国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观地对待外界的评述。对待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一是要“尽力”，二是要“量力”。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的“救世主”，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只有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式“普适”价值

《瞭望》：一百多年来师法西方的中国，现在反过来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启示？外来普适价值中国化的同时，中国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适价值？

严书翰：中国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启示，这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对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能给别国提供启示这也不必怀疑。但不能讲过头话，即仍然要实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能轻率地说“为发生金融危机的世界指明方向”这类话。

当前对普适价值的争论很热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即“两点论”：一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某些价值加以包装，就变成普适价值向全世界推销。这里面确实存在在话语上搞“霸权”的事实。二是我们不能因此轻率地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适价值这个提法。千万不要把普适价值的提法拱手让给别人，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比如，曾经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星斗：普适价值应当与中国价值互补，或者说普适价值中就应当包括中国价值。文化价值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义标准、功利主义标准，等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和中华文化价值，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适价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效率等之外，还应当包括中华价值之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学习，过去中国很落后，需要学习西方；现在我们似乎强大了，同样也要学习西方，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具有先发的优势，但是也需要向中国智慧学习，尤其要学习中国人对和平、和谐的追求。

房宁：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启示，比如金融监管方面，美国也在危机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样，而中国则有望跨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经验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有启发，因为发展背景、阶段、条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美国道路别人走不了，但中国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瞭望》：如果有第三世界国家政界、学者来中国取经，您会给什么具体建议？

房宁：一、从本国国情、历史条件出发，把他国好的做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二、给人民以权利和自由，适度集中权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人民的权利。三、中国式协商政治求同存异，求最大公约数，比竞争性选举更适合工业化初期国家。在社会矛盾较多时期，民主应更侧重于协商、监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瞭望》：热议中国时是否需要提防“捧杀”中国？当前中国的自信心上来了，如何自省呢？

严书翰：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畅销。我相信还会有人写另一本书，叫《世界是复杂的》。当今世界确实复杂。就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中种种观点都有。真心羡慕高兴者有之，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杀中国的意图。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

房宁：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静头脑。做个简单的对比，东京城铁、地铁有四十多条，北京地铁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尔汉江上有二十多座桥，上海黄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还大得很。中国的现代化已初具模样，但下面的“细活”还多着呢。内部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外面还有捣乱的、防堵的，接下来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尽力说英文，因为说普通话被人看不起；现在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板，说普通话、中国话是荣耀。

中国模式让中国人获得了自信，但是我认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们的不足，国家才能进步；否则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可能昙花一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无论国际上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模式论”，我们都要头脑冷静，正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特别是要认识到，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收入很低，产业低级化，产品低端化，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品牌；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资源、环境、社会、道德等种种问题，这些不能仅仅依靠“中国模式”来解决，而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所以，确实需要防止捧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