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这是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坏的时机。2008年的国际油价就是最好证明。

今年7月初，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最高位，此后四个月间，油价直线回落，甚至一度跌破50美元，跌幅达65%。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的油价却一直保持坚挺。

当油价跌破每桶80美元——这个被普遍认为高油价的临界点的时候，各界认为中国政府启动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在过去的几年内，中国屡屡丧失改革时机。

首先进入业界视野的是燃油税改革。酝酿14年的燃油税征收激情在11月间陡然燃烧起来。中国政府高层也适时作出回应。11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并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然而，截至目前，市场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未经官方证实。即使言辞确凿的成品油定价方法——“原油成本加价法”三年前就已经在业界讨论。

究竟成品油定价机制是不是一个能源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燃油税改革能否推出？能否解决目前中国能源市场面临的问题？本报为此专访了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南方周末：针对燃油税改革和油价改革，目前市场上有各种观点争论，现在推出燃油税的机会是不是最好的？
 

韩晓平：大家都认为现在是燃油税改革的最佳时机，主要指现在面临“年关”，养路费是每年一度征收的，正好转轨；目前国际油价处于较低位，为征收燃油税腾出空间；另外，14年的努力，已经被国内普遍支持，存在较好的氛围。

但是，燃油税改革和油价改革是两回事，油价的改革用不着等待燃油税的改革，应该加快将油价降下来。尽管两个改革的初衷不一样，但是改革的结果都是为了在现行机制的基础上提高燃油费用，使其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给予石油经营者更加“合理的收益”。然而，这些观点并没有料到大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形势的突然变化，这个时机确实是最佳的。但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蔓延，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11月份国内一些经济指标出现加速下滑趋势。胡锦涛总书记已经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现在要全力避免国内经济陷入动荡，引发社会矛盾的爆发。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内部的很多重大的改革迟迟没有推进，内部的很多机制没有理顺，一些关键的市场体系没有健全。尽管一开始我们以为市场化程度不够正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现在不排除可能对我们造成更严重的冲击，必须防患于未来。

林伯强：我认为这次开征燃油税是非常好的时机，这次要是错过的话，确实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国际油价从140美元降到50美元，再增加个30%的燃油税率，征税的价格下来还是比较低，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但是要错过这个时机就不一定了。

南方周末：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过程中，市场最先反映是国家应该下调油价，但是在政府高层的反馈中，最先出现的是燃油税改革的反应，然后才是油价定价机制的反应，为何会出现这样反差？

韩晓平：：我们不是反对燃油税改革，但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将油价降下来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与燃油税没有因果关系。燃油税至今策划与密室，对于一些关键利益如何解决没有一个说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弱势群体利益如何平衡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答。

首先，燃油税是纳入《公路法》的道路交通建设税，农民的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是不上路行使的，渔民的渔船也从来不上路，牧民虽有汽车、摩托车，但草原上根本没有道路可行，为什么要让他们承担道路建设的相关税收？关键是一个公平问题，不能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就让他们平白无故地背上这样一个包袱。怎么才能在不真正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燃油税的改革还会造成整个交通运输系统的成本增加，运费会直接传导到所有终端商品和公共服务上，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和地方政府巨额财政补贴问题。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最后，将费改为税，就是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收到中央政府的口袋里统一使用。养路费、路桥费在地方基本上是一种专款专用的专项收费，而中央的财政没有专款专用的机制，如果将这笔钱收到中央，最大的问题是谁来修路建路，是不是每一条大街小巷都要到中央申请经费，过去地方政府有路桥费这笔未来可以预期的收入，所以大力投资兴建道路桥梁，将收益抵押吸引社会投资者建路造桥，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完成国土建设。现在这笔收入被拿走，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者的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

林伯强：你所担忧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补贴的方式解决。补贴是发展中国家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发展中国家要掏钱做的事很多，因为它经济增长很快，很多事情要往前赶，补贴不可避免，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来补贴。

韩晓平：补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全球采用燃油税的国家主要一些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土比较狭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产品是不限制价格的，油价高低可以直接传导给农产品和食品，政府拿钱只是补贴为数不多的穷人，中国现在能不能这么做？如果是一项改革最终的结果将造成各级政府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要对2/3以上的国民进行补贴，这样的改革还算是市场化改革吗？

还有，对农民的补贴怎么补，怎么才能真正补到农民手里，怎么补才是公平的。最近，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特别是一些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企业，有些甚至停产、半停产。这自然影响到就业，在某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根据研究，农民工手中的钱最多可以坚持5个月，要稳定农民只有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能让油价将他们手中的钱“吸走”；另一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对城市低保进行补贴，形成更大范围的补贴。为刺激经济我们要给企业减税，补贴的钱怎么解决？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此次国务院要征求的意见之中除了燃油税改革之外，还有成品油定价机制，这一机制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直摇摆不定，很多人认为此时正是推行成品油定价改革的时机，这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的？目前更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林伯强：与国际接轨有两种方式，要分清政府定价的接轨和价格机制的接轨，我觉得根据目前形势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是把燃油税推出去的问题，而不是价格机制的问题。

因为价格机制的改革比较复杂，把这两者凑在一块有可能耽误了现在这个时机。因为对于我们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机制永远是第一位的，能一步改好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但是如果明年石油价格还能稳定在50美元上的话我们再来考虑价格机制的问题，再来考虑这样大的波动我们能不能接受。如果这两步混在一起，我担保永远走不出来。

韩晓平：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机制问题，当年小岗村18户农民没有先进行价格机制改革，而是通过“联产承包”实现了市场主体的解放。我们在能源领域一个主要矛盾至今不能解决，就是市场主体是谁？他们有没有权利进行自主交易？国内原油和成品油期货交易市场至今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竞争主体始终没有实现，国家的石油“平准”机制没有建立，这样匆匆忙忙的跟着国际市场走，带来的问题是中国两亿多吨的石油要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现货，这必然引起金融投机者的炒作，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利益，也会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负面影响。油价改革只是体制改革的一个步骤，而不是改革的全部。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也是现代农业的血液，同时还是商业的血液，血液一旦出问题，身体其他各个部分都会出问题，或许会贫血，或许得心梗或脑血栓，要致命的。所以，对于这个改革要慎之又慎，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形成共识。

目前很多人认为油价与国际接轨是改革的主要矛盾，民众往往认为油价和国际接轨了国内油价就可以下降，其实国内油价下降跟定价制度没有什么关系，就中石油、中石化来说，现在他们的油价下降1块钱不用国家批，但是它们就是不动。高油价对于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美国的次债泡沫最终是因为高油价引发通货膨胀捅破的。巴西在“金砖四国”中是唯一征收燃油税的国家，但巴西2007年的GDP增幅最低，只有中国的一半。巴西早就是GDP超过3000美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但高油价政策长期拖累了巴西经济的发展。印度在今年6月4日大幅度上调国内油价，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至今越演越烈。我们目前的经济困难局面，与油价过高不无关系。不管怎么说，国内油价应该马上降下来，越快越好。

在中国现阶段，我认为油价采取完全与国际随行就市的做法未必可取，采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油价有利于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和鼓励储备。最近，由于国际油价暴跌造成国航和东航因大量期货交易亏损，但不能因为一些企业的经营失误就放弃锻炼自己驾驭期货的能力，全球主要石油交易是纳入长期交易体系的，只有中国这样缺乏期货驾驭能力的国家在现货市场大量采购，成为“边际需求”，从而影响全球的“边际价格”。

由于国内石油和成品油期货市场迟迟没有启动，造成燃油定价中没有国内价格因素，很多民众就要问为什么大庆的油要按照北海布伦特的油价来定价？国际油价有投机因素，国内油价难道也有投机因素？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将这些资源给了自己的国有企业，也没有要份额油，国家的主人反而要按照按照北海布伦特的价格支付给他们，哪我们为什么要将这些石油资源给他们？所以，中国的定价机制不能简简单单地与国际接轨，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稳定的油价会更有利。油价太低会影响石油公司在勘探开发方面的投入，油价太高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竞争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等，将定价主动权从政府移交给所谓“市场”并不可取。

中国政府继续对油品价格的介入将有利于打击国际投机，稳定全球油价，使全球经济能够尽快实现复苏。中国应将大量美元储备套现石油期货，并为中国三大石油开发企业在全球参与勘探开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以弥补目前由于国际油价偏低造成了投入不足。

林伯强：更加长远和可持续的改革当然是价格体制改革问题，不过，我们要分清现在的时机以及中国的国情。美国的汽油能在一个月之内从4快多跌到2快多，这么大的波动政府愿意不愿意接受？我估计中国也很难接受。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应该把燃油税推出来，因为它代表了效率和公平，它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比价格机制重要。

 记者 曹海东 实习生谢丹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