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虽重要 改革更关键

最近，长期从事中国改革制度设计工作的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电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同志提出，解决中国当前的困难局面，不仅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更重要的是必须加速改革，特别是对于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

应对经济危机，全球都在大谈改革，从华盛顿到纽约，从伦敦到巴黎，我们可以从世界的所有的经济政治中心听到关于改革的讨论，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以走出危机的阴影，如何依靠改革避免重蹈覆辙。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革当前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问题。西方国家放任金融资本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允许其以“活跃市场”为借口无孔不入地渗入各种交易活动，以“金融创新”为说辞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金融投机衍生产品。“供需配置资源”被异变为“资本配置资源”，最终演变为金融投机配置资源。金融投机者隔阻了供需双方交易信息，使供需双方的真实意图无法体现，从而垄断市场，操控价格，谋取了巨额利润。

华尔街海啸始于次债危机，但是引爆危机的火药桶却是石油。为维持美国泡沫经济的繁荣，美国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美元作为石油本位的全球性货币，推高油价是一种选择的手段。2006年5月30日，美国高盛公司董事长兼CEO亨利• 保尔森被布什推荐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美国更加放任金融机构对石油期货的投机。保尔森担任财长当天国际油价每桶72.03美元，到了2008年7月11日油价超过每桶147.27美元。布什为什么重用保尔森？保尔森又为什么放任油价疯涨？这显然是白宫和华尔街之间的交易，原因在于高盛控制着全球的石油期货交易，推高油价不仅能够制造更多经济泡沫，还能为华尔街金融资本获取更多利润。同时，高企的油价可以为布什的老乡们——德克萨斯的石油巨鳄获取更多的石油美元，为他们开发阿拉斯加和美国近海油田在国会扫平道路，而且可以遏制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咄咄逼人的快速成长，一箭数雕。

高油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美国是一个建筑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规模化生产和海外廉价商品都依赖高速公路系统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油价上涨直接影响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食品。美国人的大房子都远离城市中心和工业区，多数美国人要每天开车几十英里上下班，油价上涨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很多家庭本来收入不多，支付高额按揭贷款已是捉襟见肘，面对日益上涨的油价和同步而生的通货膨胀，很快就失去了继续支付住房按揭贷款的能力，遭致房屋被拍卖。大量房屋被低价拍卖，又影响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房价大幅度下跌使房产的市价低于了按揭贷款额，造成这些人认为吃了亏，索性也不交按揭款，连环地雷阵的弦就这样被拉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最大的按揭付款担保公司开始摇摇欲坠，将危机传导给了金融市场，造成雷曼、贝尔斯通、AIG等相继破产，危机越演越烈。从次债危机一步一步演变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信心危机——经济危机,象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从虚拟经济有波及到实体基金，从美国扩散到欧洲、日本，逐步蔓延到全世界。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早就告诉我们，垄断资本（无论他是实体形式，还是金融形式）隔阻了供需双方的交易信息和交易关系，必然最终导致市场的深度混乱，1867年是这样，1929年是这样，2008年依然是这样。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最重要的是保持供需双方交易的真实有效，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组织的能动性。

尽管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但由于中国有外汇不可自由兑换的“防火墙”，有银行贷款实物质押制度，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巨大的内需动力，特别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加市场经济形成的独特优势，也许我们有可能逃过此劫。但是，并非中国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内在风险，如果中国这次不能幸免于难，也是外部的导火索引爆了内部的炸药包。

在隔阻供需之间交易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也许更甚。国家和国企常常难分彼此，但利益又经常冲突。邵秉仁认为，“我国的垄断企业在相关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局面，侵蚀了政府在相关行业的话语权。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难以继续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电网依然基本保持输、配、供的独家垄断。”不仅电力是如此，石油更是了不得。2008年11月17日美国平均油价的2.4美元/加仑，折合4.59元/公升，而当日北京油价6.37元/公升。以当日国际油价计算，中石油、中石化每公升额外多赚2.7元，1吨就是3000多元。本来两大公司可以自行下调16%，将油价下调1元，但是他们坚持不动，陷发改委为众矢之的。

中国的石油企业和电网企业并没有因为垄断市场而获得垄断利润，反而成为社会的包袱。特别是两大石油公司因为过多执行国家意图，结果造成他们经营亏损，股价暴跌又严重拖累的整个大盘。油价高的时候他们股价下跌，油价低了股价跌的更厉害。目前社会上不论对石油还是电力，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价格改革上，似乎实现国际油价接轨和煤电联动，使价格“随行就市”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在一个市场发育不完善，竞争不充分，党政企难分，供需意志被垄断利益集团越俎代庖的状态下，定价权从政府移交给市场强势的超级垄断国企，对于消费者和产业链末端的中小企业无疑将是灾难。

由于电网的垄断问题非但没有通过改革而解决，反而不断被强化。电力需求一方，与发电企业一直因为电网的隔阻而不能进行交易，供需无法优化配置资源，一会是拉闸限电，一会电力过剩，从而造成一会煤炭供应紧张，一会煤炭库存成灾。发电企业的股票不断暴跌，为已经低迷的股市掀起了一片红色海洋。从2005年起，每年电力装机增加8000万至1亿千瓦，任由高耗能企业和高耗电设备泛滥。2008年10月，电力需求与前一年同比降低了4%，对金融机构数万亿贷款的偿还带来直接的威胁。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整个崛起过程就是30年不断改革的成果。但是，前一段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过快，一些深层矛盾被掩盖，政府对于改革的关注度不足，和社会对于改革的呼声不够。在一些关键行业的重大改革犹豫不决，改革方向受到利益集团钳制而出现偏差，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行业。改革的停滞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不仅造成煤电油运气热，以及资源综合利益、节能环保等相关的各产业链各环节出现一系列的深度紊乱，而其波及金融、股市和整体经济，为经济大起大落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力，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重重隐患。垄断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得以强化，甚至政治化、法律化，一些垄断企业将自身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混淆一谈，强加于市场和民众。

邵秉仁同志认为，“之所以改革停滞，主要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决心”。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来应对当前的困局，回避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我们长期积蓄的深层矛盾，很难有效调动企业和社会的投资意愿，恐怕未必能够从危机中顺利脱身。我们担心一些长期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矛盾在经济减速后集中爆发，但愿北京的冬天不会比纽约、伦敦更加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