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油价

如果回避将交易方式与国际接轨，单方面强调价格接轨，很可能会将误入歧途。

监管美国期货交易市场的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FTC）在美国国会议员和消费者的巨大压力下，终于打破沉默，于5月29日宣布将正在对石油投机炒作行为进行调查。

消息一经披露，当日纽约商交所7月交割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下挫4.41美元，结算价报每桶126.62美元，跌幅3.4%，原油期货投机净多头持仓比例急剧下降了50%。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华盛顿的漠视下，肆无忌惮的炒作油价，扭曲价格操纵市场，不仅伤害了全球的经济，也使美国的企业和民众忍无可忍。因此，这一消息使一些分析家对于石油价格出现逆转充满希望，甚至认为油价的上升已经见顶。

石油利益联盟

然而，这种下跌未能形成大势，6月2日全球油价又因为对大西洋风暴的“担忧”，止跌回升。油价的上涨不会因为CFTC的调查而重归理性，因为，对油价上涨推波助澜，从中牟取恶利者不仅仅在华尔街。在机会和利益面前，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国家都很难经受油价带来的魔鬼般的诱惑。

实际上，不仅是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经理们、跨国石油公司的CEO们，还有欧佩克及其它产油国家的政府首脑们，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同盟军。尤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金融资本的进入，使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目前，全球石油市场的构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两次能源危机之后逐渐形成的，为了增强市场的活力，将金融资本引入交易之中。但是，金融资本的规模日益庞大，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越产业资本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国家的规模，石油的供需双方成为了他们赢利的工具，使今天的国际石油供需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曾经，石油消费国可以同仇敌忾发动一场军事干预，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产油国杀鸡儆猴；曾经，石油消费国可以创造各种替代能源的神话，像吓唬小孩一样煞有介事威胁产油国；曾经，东方不亮西方亮，石油消费国总能分裂石油输出国，将其分而治之。

但是，这一切的曾经都只是曾经，已经成为历史。在巨额的石油美元、巨大的跨国石油财团和巨型的对冲基金的强大支撑下，已经很难有人能够阻止油价的攀升，石油消费国在油价面前已经江郎才尽无牌可出了，沦落为一群“披着狼皮的羊”，当狼皮被揭掉后，自然成为待宰的羔羊。

与高油价“对峙”

对全世界来说，油价已经变为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话题，中国也不例外。

面对因为全球油价激升导致的一路高企的CPI，一次又一次的天灾地害，中国面对国际油价日创新高陷入了进退两难。2008年伊始，中国就已经明显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除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压力外，来自能源的矛盾越发突出，正在成为诱发各种危机的导火索。

在高通涨的巨大压力下，1、2月份，中国南方地区遭遇大面积的冰雪灾害，交通、通讯中断，电力系统被严重破坏，一座座城市沦为孤岛，为了保电保交通，尽管国际油价持续飙升，政府不得不顶住压力，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3月初两会召开，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促使本届政府将抑制物价上涨作为工作的重点，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防治价格上涨从结构性上涨发展成为全面通货膨胀，而抑制油价是控制价格蝴蝶效应的关键结点；之后，藏独闹事，破坏奥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四处破坏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对中国进行心理战，为了稳定全局，油价还是不能涨；5月份，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8万余同胞失去生命，30余万同胞受伤致残，千余万同胞流离失所。灾害之强烈，伤亡之惨重，国人之揪心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所罕见，为了保障抗震救灾油价如何能涨；接下来，6月份全国将进入三夏麦收，在全球粮食供应短缺和气候异常的情况下，保证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最后防线，油价不得不再一次挺住。

以前每一次油价波动，我们总是侥幸期盼油价将会有所回落，但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自然灾害并没有让石油投机者们良心发现，反而使他们投机欲望更加强烈。油价从2007年12月的87.5美元/桶，直涨至2008年5月的135美元/桶，半年来油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0%。

为了稳定社会和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与高油价“对峙”的态度。中央政府和两大石油公司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极大的代价。而且，这一代价已经传导给了资本市场。

由于限制终端油价的政策，使中国石油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价格扭曲，价格倒挂问题突出，中石油这样的权重大股的股价因此严重走低，直接影响了沪深两市大盘，削弱了整个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将进一步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形势。由于两大石油公司的股价走低，严重削弱了他们募集资金进一步扩大石油勘探开发投入的能力，这对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将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限价政策已经迫使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以外的地方、民营石油公司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加不上柴油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在南方，目前北京周边，甚至市内的加油站也常常出现无柴油可加的情况。我们可以随处见到，在加油站外等待加柴油的卡车长龙。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能否保障三夏麦收加油忧心忡忡。黑市柴油的价格正在从7元/升，跃升至8元/升。最近，英国《金融时报》说，由于中国企业交货不及时，以及国际运费上涨，英国公司正在从中国公司手中“赢回”订单。一些国际分析师认为，随着国际油价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大增，中国制造的优势正在消失。中国经济将不得不匆促面对结构性转变，变数在剧增。

解决之道不止于价格接轨

油价问题在中国，表面上看是一个是否允许与国际价格接轨的问题。

很多专家、媒体都认为，矛盾的焦点聚焦在国内油价的定价机制上。而价格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认为将定价机制与国际接轨矛盾会迎刃而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中国市场上，交易主体质量差异悬殊，中石油、中石化是数千亿级的超级企业，产业链完整，占有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中海油、中化是第二梯队的企业，产业链不够完整，专业特征突出，规模远不及两大石油公司；剩下的是一些地方或民营石油企业，规模小、资本少，根本谈不上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放开油价，使之与国际价格接轨，也无法形成有价值的竞争态势，也就无法对油价有根本性的影响。

适度上调油价是必要的，但将油价与纽约、英国北海的轻质低硫原油挂钩，不仅会增加中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和社会代价，而且会进一步对国际油价的上涨推波助澜。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终端环节，而整个环节是由交易方式和交易本身决定的。如果我们回避将交易方式与国际接轨，单方面强调价格接轨，很可能会将误入歧途。而交易模式的接轨，关键是要建立需求者参与期货交易的机制。市场上一些有交易能力的大用户和中小批发零售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根据企业的意愿和能力参与期货交易，通过套期保值来稳定自己的能源价格。

我国已经成功运行了多种期货产品，特别是燃料油的期货交易，配合燃料油进口的放开，不仅解决了一些燃油电站和船用燃料供需矛盾，而起在广东等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柴油供应不足的问题。目前，南方一些企业利益燃料油进口和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将相对廉价的燃料油拿到国内在加工，将其转化成为一部分卡车用柴油和船用燃油，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油荒。

对于市场，只要你给予市场主体一些相对公平的机会，他们就会学习掌握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模式。当更多的市场主体学会和掌握了交易的技术，能源安全和价格抑制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今天中国的石油困局，与煤炭、电力同出一辙，根本的问题是在改革中犹豫不决所致。

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是改革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是矛盾的焦点。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眼前的矛盾，我们将很难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忙于应对“按下葫芦浮起瓢”尴尬，使矛盾越积越多，直到问题从量变到质变。也许，中国需要一次类似1978年或邓小平南巡式的改革新高潮，以市场化为目标，用体制改革来解决那些长期积累的利益纠葛。只有改革，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