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煤二代”的叛逆

6月29日，在离自己过3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钟镛结婚了。

至今，他还记得爸爸常常和他说的一句话：你迟早要接我的班的。但偏偏，在家人看来一向听话的钟镛“造反”了，不但没有从父亲手中接过改变一家人生活境遇的煤炭生意，而是另起炉灶做起了IT和传媒业。

也许是因为喝了一些酒的缘故，面对记者的采访，一向十分低调的钟镛用“豁出去了”形容自己的心情。事实上，在他身上，有着两个人们所熟悉并常用的“标签”：“煤老板”、“富二代”。

对于“富二代”这个称号，他并没有十分排斥，“也许我的家庭条件是比一般人好了一点，但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身上的压力，比普通人更多。”

新一代企业家都急于扔掉“富二代”的帽子。

三岔路口的选择

2003年，钟镛大学毕业了，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出国、考研、接手家族企业。

相对于班里的其他同学，钟镛十分幸运，至少他不用为工作发愁。“但那三种选择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想要的是脱离父母、证明自己。”

钟镛就读的大学十分有名，但他所学的专业却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但从他上大学的第一天起，爸爸就安慰他说，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阔一下眼界，毕业后回老家继承家业。

对于父亲的提议，钟镛丝毫没有一点动心。自他上初中开始，父亲就做起了煤炭生意。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但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煤——一连半个月见不到父亲，可见到后，父母谈论最多的还是煤炭；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他家是做煤炭生意的。“那样的感觉很不好，至少我很不喜欢。”

钟镛形容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加理想主义者”。眼看大学就要毕业了，别的同学都纷纷外出找工作，他却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我要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终，父母为他安排好的三条路他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一个人去北京发展。

这个世界太大了

带着1000元的生活费，钟镛来到北京。“那个城市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每天都过得晕头晕脑。”

没几天，生活费花完了，钟镛不但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商机，就连一个合适的工作都没有找到。这让他觉得十分郁闷。有时候，他也会空虚与绝望，在空气混浊的网吧里查找求职信息，但所有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的效果，工作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奢望。

看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外面受苦，钟镛的父母十分心疼，不止一次打电话催他回家。在北京“漂”了一年后，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到父母身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钟镛回家并未进入家族企业，“这个真的不是我兴趣所在”。他对创业更有兴趣。

“我认为企业经营是学不来的，一定是自己创出来。”在家调整状态的钟镛，有一天上网时，遇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同学听说他学过与广告传媒有关的知识，一下子来了兴趣，和他探讨起有关一个产品的推广问题。钟镛给了同学一个建议，同学当时就激动得差点飚出泪水。

帮助同学完成这个推广项目的过程中，钟镛也发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所在。他决定大干一场。启动资金需要几十万，但他知道父母不会支持，所以没敢向他们要。想了很多办法，他最终还是借到了启动资金。
之所以选择和家族事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告和IT行业，钟镛有自己的打算。父亲所经营的产业，因为外界不了解情况，有很多误解和不了解。“但我觉得，现在我所从事的广告行业，可以对父亲企业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

最近，钟镛加入了一个民间组织。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商业俊才。吸引他加入这个组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里不仅可以认识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前段时间，在其他成员的帮助下，他又注册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而且公司业务开展得十分红火。他说：“里面的会员都是很努力的人，而且是很有责任心的一群人，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吃喝玩。”

山西大学法学院团委书记王彬说，目前，中国迎来了第一代企业家财富和权力交接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有太多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被父辈推上商业舞台。“在不同时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