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揭示世界能源供需变化

“大概10年前，美国和加拿大还是石油进口增量巨大的国家，而如今却跃身成为石油出口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鲁尔日前在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文版（以下简称《年鉴》）发布会上强调，“这不是因为加拿大拥有油砂、美国拥有页岩资源，世界其他国家也拥有丰富的类似资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加具有非常开放的、竞争充分的能源市场环境，这进而会促使企业，尤其是反应灵活的中小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最终激发美加的飞跃式发展。”

鲁尔同时也一阵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实现像美国页岩气革命性发展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从事该领域的企业多是大公司，市场条件并不适合展开充分竞争。

《年鉴》指出，2012年，由于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增长，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获得全球最高增幅，其中石油供应量增长创美国历史新高。意料之中的是，致密油仍是供应增长的生力军。去年，美国北达科他州和德克萨斯州（美国拥有高产致密油储量最多的两个州）的产量增加近80万桶/日。今年至今，供应继续加速增长，美国的石油产量增长130万桶/日以上。当然，美国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开发已成为耳熟能详的故事。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及水平钻探和水力压裂领域的创新技术。同时，效率提升也已成为美国石油产量迅速增加的第三个关键因素。

天然气方面，《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2.2%（820亿立方米），增速虽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2.7%），但超过了2011年的增幅。美国天然气消费气量增长居全球首位（316亿立方米，即4.1%）。201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继续增长，增幅为4.7%（329亿立方米），但远低于2011年的增长纪录（7%）。天然气产量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美国的钻探重点从天然气转向了价格更高的石油。

尽管如此，美国要实现所谓的“能源独立”，这个提法本身在鲁尔博士看来就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太可行的。但是鲁尔推测，“如果美国要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估计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而出席《年鉴》发布会的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虽然目前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只是欧洲的1/2，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又是亚洲的1/4，但美国的这种低气价是不可持续的，过去几年美国页岩气钻井数量减少了75%，市场将调节气价使之回归正常水平。”

鲁尔说，2012年，石油虽然仍然是全球主导性燃料，其市场份额已经长达13年连续出现下滑，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份额（33.1%）是BP研究数据中所有年份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经济疲软、石油需求增长迟缓的背景下，世界石油价格基本保持平稳，价格的绝对波动是1978年以来的最小幅度。然而，全球石油产量增长依旧强劲，石油输出国组织占全球产量增长的3/4。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石油消费的持续增长再度超过经合组织消费的减量。即使经济疲软导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低于平均水平，但中国依然创下过去13年中的第12次的世界最高石油消费增量，消费量现已超过1000万桶/日。

BP的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中，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52%。在过去10年中，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了30%，几乎所有增长都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同时，鲁尔也指出，“工业化进程国家不仅在能源消费增速方面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其对能源生产的贡献份额也相当可观。在过去10年中，非经合组织国家在全球能源产量增长中的比重为98%。2012年，尽管美国页岩油气大幅提高产量，且中国煤炭产量增速放缓（3.5%），非经合组织国家仍保持了上述份额。”

鲁尔分析称，去年全球煤炭增长趋缓，消费和生产增长均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消费增速降至2.5%，仅为2011年增速的一半左右；产量增长从6.1%降至2%。全球煤炭行业发展的主力军仍是中国。中国国内煤炭产量在过去10年增长了135%。在此期间，中国在全球能源消费增长中占1/3以上的比重。去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在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中的比例首次超过50%。BP分析指出，中国以外区域的煤炭消费增长普遍放缓。从各区域来看，只有非洲和欧盟的煤炭消费增速加速。从国别来看，主要的例外是日本和印度。日本的煤炭消费有效缓解了核能供应中断的后果；而印度由于政府的价格调控，导致天然气供应减少，煤炭需求迅猛增长，用以代替天然气作为发电燃料。中国以外的煤炭产量增长受出口商推动。中国的煤炭消费增长放缓始于2003年，此后一路走低。2009年至2010年间，减速轨迹中断，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出台了能源密集型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不过，中国政府力求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粗放式增长转变为更依靠服务业和国内消费的增长方式。

当前，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存在悲观和乐观两种看法。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参加《年鉴》发布会时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增长空间，未来10年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能源是中国释放增长潜力、改善百姓生活的重要领域，需要一定的创新投资，在此过程中应动员民间投资的参与。他指出，中国百姓仍然需要大量的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而这样的投资不是简单的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直接进入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