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调控脉络

是主动放慢，还是被动下行，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本身，外界有着太多的疑问。

就经济调控而言，也常常陷入一种困惑。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很多人会觉得政府干预太多，而一旦增速放缓，期待政府救市的声音又开始浮现。

在此背景下，决策层如何选择令人关注。

预热

进入7月，2013年在悄然之中已走过半程。正当外界翘首企盼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之时，一份名为《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于7月5日先行发布。

“金融要回归实体经济，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当前很多行业利润微薄，少数行业更是大面积亏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果很可能是银行也不赚钱了。”在《指导意见》发布之后，一些学者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否有足够动力去执行甚为怀疑。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日程表，7月15日将发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多个研究机构已相继下调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预期。一些悲观的看法甚至认为，GDP增长很可能将“迎6”。

在对经济走势进行研判的同时，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经济学博士冯立果也注意到新一届政府在经济调控上的一些变化。“自3月份以来，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呈现出鲜明的政策转型思路，比如下放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稳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渐改变金融机构的传统经营模式和习惯等。” 冯立果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不少学者均认为，以简政放权推动转型，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将使企业和产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优化升级，并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

“可预期的新政应该是围绕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出台一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大道博一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王坤对于下半年经济调控的政策走向充满期待。

对此，中投华瑞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孙飞不谋而合。“到时肯定会有一些新政策出台，可能会涉及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内容。”他说。

不过在冯立果看来，最大的期待还是在今年10月。“下半年最重要的会议是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会有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出台。”

以此来看，前述《指导意见》似有预热之意。

转型

“未来的十年，是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如果丧失了这十年的机遇期，那么我国有90%的概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冯立果认为，要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就必须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

孙飞也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进入关键阶段。不过他表示，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未来十年均不可或缺。至于核心，他认为，应降低门槛，放开民营资本的投资。

有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说法，并非今年首次出现。“经济转型早在20年前就开始提了，之后也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可惜许多改革举措最终没有延续下来，反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导致经济转型的难度更大。”冯立果称。

在冯立果看来，当前经济增速下行，除了有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外，更是受到前一次大规模刺激政策及其退出的后续效应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并不强，更为明显的则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紧缩与宽松。”王坤告诉新金融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要素驱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资源的粗放开发利用加上廉价劳动力，而2008年以来推出的政策，其实是强化了对生产资源要素的垄断，这对经济发展向效率驱动转型是不利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投资依赖和投资干预就导致了经济多次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政府仍然习惯于通过投资来实现经济目标。”冯立果说。耐人寻味的是，但凡经济出现下滑迹象，外界要求经济刺激的呼声便浮现起来。

“如果是把一个旧机器上部分零件拆下，那么机器就停了，更换部分零件只是使机器不停，而如何才能使机器脱胎换骨是关键。”安徽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孔庆洋如是阐释自己对于经济转型的理解。

由此，一些专家建议，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着眼于扭转当前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着力扩大内需，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禀赋变化趋势，及早作出长期安排。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非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在王坤看来，经济发展到现在，最应该反思的就是社会效率和创新活力为何没有得到改善。

过剩

“政府的手，应为市场的脚铺路。”王坤认为，很多时候，政府的手往往捆住了市场的脚。

产能过剩，可谓是一个典型代表。在受访专家看来，这既是粗放增长模式的产物，也与各级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直接相关。

“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所遵循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如果把GDP增速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降低，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减少对容易‘制造GDP’的产业的干预。” 冯立果说。

长期以来，在投资推动和外向驱动的发展模式下，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最大的短板。投资规模过大和片面追求出口，导致一系列能源、资源和生态等问题。而因投资扩张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能源浪费现象也十分突出。

今年3月，银监会曾就九大行业五类风险向商业银行发出了风险警示。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煤化工、船舶制造、风电设备、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均名列其中。

而早在去年8月，IMF在一份国别评估报告中对中国产能过剩程度也作出了评估。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给出的中国产能利用率仅有60%。

冯立果调研发现，出于稳定财税基础、保护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考虑，即使是濒临破产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对其施以信贷、财税等多方面的援手，尽最大可能维持企业生存，延缓了落后产能和劣势企业的正常淘汰。

与此同时，为了让企业进一步增加产能，一些地方也利用低价工业用地或厂房、税收返还、补贴、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推动企业在本地扩大产能。

其实，此次《指导意见》对于产能过剩问题也有所触及。比如其明确规定，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需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如果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通过改进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则可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在冯立果看来，要遏制产能过剩就需要改革以GDP增长为重点的政府政绩考核和官员晋升体制，转向全面考核政府治理水平，从政府内部的自我考核转向内外考核相结合，让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权，把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消耗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等指标反映进来。

不过，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对于增长的容忍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