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双路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构

2013年的全国两会，对于中国而言，是个重要的节点。

这个节点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确立了新一届政治领导核心。更为重要的是，李克强总理在第一场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可以作为政府在下一个阶段执政方针的关键性表态。而李总理多次提及的城镇化，则是一个值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去仔细思考的问题。

由于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推动，官员们提到城镇化，至少会意识到这样一个程度——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变成城镇的过程。从字面上看，这不能说是错的。但仔细探讨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城镇化，正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产业聚合带来的城镇化同时伴随“障碍”

在过去的20年里，南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城镇样本：它们的人口一般在十万人左右，规模要比一般的镇大得多，它们的GDP往往可以达到百亿级别。这种形态的镇，已经有了一点小城市的味道。

形成这样的城镇样本，其路径一般是这样的：拥有一到两个产业群落、逐步实现工业化、出现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大企业，最后形成成熟的工业园区。而在产业群落刚刚出现的时候，作为小农经济代表的农民，往往出于对货币的渴求，自愿进入工厂，成为满负荷工作的工人——这有个形象的称谓，叫作“洗脚上田”。其最终结果是，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

从浙江温州主打低压电气产业的白象镇，到拥有铜加工、丝绸纺织等多个产业的诸暨店口镇。以及中国北方现在正大量出现的大量镇级经济开发区，都正沿着这样的路径完成自己的城镇化。

简单说，这种城镇化路径的逻辑就是：有了工业产业，才有了城镇，甚至城市。

对于大量渴望发展的镇一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说，它们的先天条件并不算好，深圳蛇口那样的时机，已经是过去式；像浦东金桥那样的地理位置，全国也很难找到第二处。因此，只用土地、税收、用工这些传统优惠来做招商，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小。毕竟，让企业可持续地发展才是投资者的真实想法，而非短暂地占便宜。

事实上，许多工业开发区的官员，已经在竭力想办法来吸引投资者，比如提供标准厂房、与技校联合办学以提供技术工人。更为重要的是，本地政府为了使投资者的企业更好地运行，还在努力提供各种服务设施，把对产业的服务做到极处。譬如说，为工业区提供有品质的集中供热，这其中既包括制造业企业大量工序都需要的工业用热，也有办公楼和员工宿舍里一般性的生活用热。此外，还有一些服务依然不容易实现，比如燃气供应，要知道，天然气的规模应用对于中国的许多地区来说，依然是尚未完成的使命。其中，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营、对私营企业设定准入门槛带来而带来的低管网覆盖率，都是目前能源体系在重构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障碍。

就能源体系的重构与完善程度而言，这些由垄断和保守所带来的格局扭曲，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地区来说，显然成为了当地发展的瓶颈，而随之滞后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也是面临考核的官员最为焦虑的现实问题。

能源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不可或缺

在中国，除去产业聚合，城镇化的另一路径是人口聚合。人们通常所指的“农村变城镇”，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黑龙江的农垦系统，几乎与当代中国同龄。它在60多年的路程中，一直以特殊的行政形态存在着。即，这里的行政单位不是传统的市县乡镇，而是由生产兵团、师、团、连等军事组织演变而来的总局——分局——农场——生产队四级体制。

这个系统，从60年代开始，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有趣的是，在这个系统里，尽管有着特殊的行政体制，但它的居民生态却遵循了典型的中式传统——农场职工是农民，以村落的形式小规模聚居；农场场部有各类生活设施，就像是大一点的村子。而由师部演变来的分局，则拥有更多的商业设施，更像是传统的镇。

这种农业生活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期，即便是分局一级组织在近十年里，开始了自己的城镇化，拥有了大量商务楼、银行、宾馆、学校、医院、垃圾处理厂、超市之后，生产队的职工依然像传统的农民一样聚居生活。

在最近的一两年里，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转变。农垦系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开始自己的新农村试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小规模聚居的生产队居民被统一规划到农场场部生活，农场用场部的新建公寓，来换这些居民手里的宅基地。同时，对他们承包的耕地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统一耕种(这会让耕种更有效率，带来的效益更高)。整个黑龙江农垦系统，正在用农业人口对于城镇生活的向往，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来达成新农村实践下的城镇化进程。

显然，这是一条不同于产业聚合的路径，它的本质，一方面是对现代化集约型农业的追求，一方面则是现实所迫——耕地实在紧张，农业人口集中居住退出的宅基地，其优良的腐殖质土质，同样可以作为优秀的宜垦土地。

如果说这样的城镇化路径是基于土地要素而开始的，那么我们将惊奇地发现，它最终的瓶颈，同样与能源体系的重构与完善程度相关。譬如说，农业人口的烹饪燃料是大豆秸秆与低热量煤，前者在农场里是大量而免费的材料，后者的价格便宜；而在搬入新公寓之后，这些新城镇人口不得不开始使用一百多元一罐的液化石油气。又如，黑龙江漫长而严酷的冬季，让城镇集中供暖在长于其他地区的同时，还要保持较高的供热温度。这造成的成本上扬，不可避免地转嫁给新城镇人口，这笔数千元的供暖费，成为许多新城镇家庭抱怨的新话题。对于当地持续推行的城镇化实践而言，这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形成了抵触情绪中的因素之一。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真正关注市场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有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因为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听得出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所在。在此之前，在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规划中，城镇化的目标并不明确，而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对目标的最好阐述。

提出“以人为核心”，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直面城镇化经济结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一个有利于经济更快发展的模式，在政策取向上对于政府和国有资本特别倾斜。而当新的目标被确立起来后，中央政府无疑将主导更为平衡的政策取向。之前“增加政府收入”的原则，将很可能被取代为“增加民众福祉”。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城镇化路径，其关键一环都是打造更完善的能源体系。对于已经和即将成为新城镇居民的民众来说，它意味着更好的生存状态，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好的经营环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既意味对中央政策的响应，也意味着可以更快、更顺利地推行自己的规划。而对于能源行业的经营者而言，这则意味着可以进入一个深水区，即从传统的煤气、天然气运营公司，转化为能源公司。

事实上，对于国内全国性的大型燃气公司而言，其立足于城市燃气运营的规模化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企业开始了自己的清洁化、低碳化能源产业。以早期的煤化工而言，新奥燃气就曾经进入过煤基清洁生产，而这家企业在其后所进行的泛能网技术研究，则开始将地下气化采煤技术、气电联产技术和微藻生物吸碳技术等生成清洁煤电、生物柴油和煤制燃气，同时与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太阳能汇集于储能单元，并通过智能控制平台向用户提供洁净能源，显然，对于两种城镇化的路径而言，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实践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将来的能源体系应当是可再生能源优先，化石能源作为补充，能源结构将更加多元。同时他对未来能源体系的供应模式、使用模式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未来将建立以分布式为主，集中式为辅，相互协同的平衡供应模式；且具有供需互动，有序配置，节约高效的智能用能方式。而这种能源体系，则被称之为优势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作为在国内109个城市拥有管道资源基础的公司，这家企业显然非常清楚，庞大的基础燃气网，是完成从传统能源体系到现代能源体系的有利条件，第一，无论是政府还是未来的客户，都会倾向于选择更具管网运营经验的服务商；第二，就能源的特性而言，化石能源拥有最高的能源密度，加上储存和运输的便利，使得它在几百年里一直是人类获取能量的主要选择。在多种能源类型的应用中，如果没有化石能源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那么在储能方式未获得革命性进展的之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无法大规模发展的。这也就是说，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必须与相适应的化石能源互补。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国内轰轰烈烈的太阳能和风能装备运动，这些能源的应用，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成为了解决能源问题的主流方案，但就其结果而言，我们也目睹了大量的失败。其关键就在于这些能源方案由于缺乏传统能源的支持，在应用阶段又无法完成低成本的转化。

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能源依然是政府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解决替代能源，也依然会成为全社会的热点。因此，过去十年里新能源装备公司积极引导舆论，让自己成政府选择的现象依然会存在。但最终能够站稳，而不是赚一把补贴就走的，一定是那些立足于客户需求，建立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互补理念上的能源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历了政府补贴、禁止、许可证、热炒概念等事件后，中国能源行业的注意力经常不在如何做市场，而在关注政府想什么。这一次，中央政府已经已经为国内未来的城镇化提出了目标。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也被公认为是城镇化进程。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国家，巨大的农村人口和未完善的配套设施，使得能源成为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瓶颈。很显然，解决这一瓶颈对于未来发展会有巨大的价值。中国的能源行业已经有了实力雄厚的企业，再沿用老的思路，浪费掉这样的机会，实在未免可惜。

因此，也许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下，在财政吃紧的前提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愿意给民营能源企业这样的机会；中国的能源企业，也同时可以抓住它。让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有质量的发展”，在未来十年的城镇化建设中实在地发生。

作者：陈斯文，财经作家、财经评论人。著有《不一样的25年——施耐德电气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猜想》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