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过分追求能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

应把提高投资的有效性作为节能的重中之重

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用较小的能源消耗实现GDP增长，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节能的目标。能源消耗强度确实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经济体能源的经济效果。但是，深入考察一下便可发现，能源消耗强度并非是能源效率的理想度量。

严格地讲，作为能源效率的度量，能源消耗强度仅在可替代的产品之间才具有可比意义。不同性能、用途的产品，其能源消耗强度常常各不相同。这些用途不同、不可替代的产品，如果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就很难说生产能源消耗强度低的产品就一定比生产能源消耗强度高的产品能源效率高。

能耗强度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与发展水平和技术上的差距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显然，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所消耗的能源除了对当期GDP作出贡献外，还通过凝结在固定资产中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持续对未来GDP作出贡献。

在中国，这一点常常被忽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投资率高，而是投资的有效性较低。如我国建筑物寿命过短；生产能力淘汰过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华而不实、缺乏长远考虑现象严重，等等。表面上，GDP增长很快，但并没有积累起多少财富。这是我国能源浪费的很重要的方面。按理说，应把提高投资的有效性作为我们节能的重中之重（由此带来的资金链条断裂风险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然而，如果过度追求降低当期能源消耗强度，客观上会造成对投资的长期效果及其有效性的忽视，助长短期行为，并在客观上为降低建设标准、偷工减料制造机会。其结果不但不利于我国投资有效性较低问题的解决，而且很可能会加剧这一态势。当期的能耗强度可能因此会暂时降下来，而实际总体上会耗费更多的能源。

显然，如果缺乏以上对能源消耗强度指标存在的种种局限性的认识，必然会给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扭曲，带来更大的浪费，不利于我国包括能源在内的宝贵资源的有效使用以及我国的长期发展。

考核能源效率及对能源消耗进行管理的合理方法是在产品层次或行业层次上使用实物量指标进行。没有一系列完善的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这样的节能降耗很难取得符合经济规律的满意效果。实践告诉我们，有序、合理的节能减排归根结底要依靠长效机制的建立，依靠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

能源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对我国长远发展有利

每个经济体的能源消耗强度不是外生决定的，而是内生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状况，其变动趋势要服从经济增长的需要及客观经济规律要求。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最根本的差距表现在人均资本存量上。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不及美国的1/20。我国现阶段大规模的投资不可避免。而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一般都是能源密集的。这决定了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能源密集的过程。

实际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被我们当代人享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大部分都要留给后人享用，为未来的GDP作贡献。当我们完成了资本积累的任务，富裕起来，产业结构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能源消费强度就会降下来了，而且由于我们具有后发优势，能源消耗强度肯定比处于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发达国家要低。这已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如果超越发展阶段，过早地要求能源消耗强度出现大幅度下降，甚至限制高耗能产业的正常发展，那么，这种下降直接会影响到我国当期经济的正常增长、进而影响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延缓能源消耗强度进一步下降的到来，从而拉长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时间。

从全球资源供给的长期走势看，能源和原材料趋紧，其价格趋涨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在资本积累道路上，任何拖延都会加大我们工业化的成本。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走上经济增长快速路的阶段，发达国家暂时尚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在保证投资的有效性的前提下，努力保持住我国资本积累高速势头，使能源密集或资源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无疑对我国长远发展是有利的。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最为丰富时期的尾声阶段，从享受快要成为历史的人口红利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