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矿产资源领域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赵建安表示，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由我国基本矿产赋存与勘探、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所引发的。

据赵建安分析，我国矿产资源供需不平衡、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由矿产资源开发的社区利益共享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到资源的有序开发。

供需矛盾趋紧

“在化石能源领域，供需不平衡体现最明显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煤炭。”赵建安告诉记者。

3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称，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

在金属矿产资源安全方面，我国铁矿资源虽相对充足，但富铁矿少，贫铁矿多，目前我国所消耗的三分之二左右的铁矿石依靠进口。在有色金属资源方面，种类结构性短缺显著，其中，铜矿、铝土矿、镍矿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80%、60%和70%以上。在稀有金属矿产方面，我国相对具有优势，如稀土、钨、钼等。此外，我国的非金属矿产资源优势相对显著，对外依存度较小。

除了矿产资源总量缺乏外，矿产资源赋存与消费的时空错位。“一旦新一轮发展周期到来，煤炭供需问题马上就会爆发出来。”赵建安分析，运输风险威胁着煤炭资源的持续供给。40%的煤炭资源分布在新疆，远远偏离了煤炭主要消耗地区，大大超过了煤炭的合理运输距离。

矿产资源价格受国际矿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石油价格上涨已经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据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雷涯邻分析，2004年，中国净进口原油(94.35,-0.29,-0.31%)达1.2亿吨，仅因价格上涨因素就多支出88亿美元，直接导致中国全年外汇损失额高达88亿美元。

尽管是铁矿石的最大买主，我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形成机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却并不大。“世界铁矿石市场基本被三大公司所垄断，由于他们结成了‘隐形’的价格同盟，使我们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非常被动。”赵建安分析。

不过，不同于石油资源安全问题的是，据赵建安预测：2020年左右，我国基本可以完成工业化改造，届时水泥、钢铁两大原材料的需求可能趋于平稳或者下降。

潜在风险显现

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造成了矿产资源的浪费，引发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甚至造成了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了矿产资源的有序开发。

矿产资源浪费给矿产资源安全和矿业发展带来危机。雷涯邻说：“未来十年间，将是中国一大批大中型矿山集中闭坑和矿山接替的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加剧了矿产资源供给的紧张程度。”矿产开采过程中引起的地面塌陷、地裂等灾害，选矿废水、废油、废气不经处理排放，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从过去对碳排放的不重视到现在的被动重视。”赵建安表示。

另外，赵建安解释，矿产资源开发的社区和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生活在矿产资源分布区的本地居民和开发者能不能利益共享，地区能否可持续发展，这些也是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利益，老百姓可能会和企业发生冲突，可能产生社会问题，进而最终影响到资源的持续开发。”

矿产资源安全策略

我国已经进入矿产资源的大量、高速消费期，而且这一时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改进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赵建安认为，首先，要建立科学化、法制化的矿产资源安全制度框架。“虽然我国有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但没有土地法、资源法。现在的法律还是行政管理法为主，有些法律条文冲突、有漏洞。”

为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涉及资金支持、金融保险、外汇管理等，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形成。“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一部系统的对外投资法律文本，在财税、融资、信用担保等制度制定方面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信表示。

除系统的顶层设计外，赵建安向记者表示，要构建相对稳定和谐的国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外交，还要依靠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军事。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存在，我们也无法从海外安全的获得石油、金属等各类短缺的矿产资源。

“一定要形成协调的联动机制。”赵建安强调。

此外，赵建安认为，要做好资源开发综合性规划，包括安全生产应急的预案工作。“具体讲，各种类型的预案要做在前面，包括在开发利用规划里，不应该在到事故发生之后才去想对策。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密集区，应该做好综合的规划。”

当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对提高矿产资源安全水平非常重要。“如何提高采收率？如何提高利用率？都需要我们继续去研究。”据赵建安解释，煤炭在用来发电的过程中，能源的转换率只有40%，虽然这一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已属领先，但是相当一部分能源损失了，今后主要还是要继续依靠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工信部表示，已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下达了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其中，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分别为炼铁263万吨、炼钢781万吨。

过剩的产能以及高污染，让钢铁行业在很长时间内陷入发展瓶颈。为了给行业减负，国家持续出重拳限制钢铁业生产。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表面上不少落后产能被关停，但由于行业隐蔽生产量以及新增产量庞大，故钢铁业陷入越限越产的怪圈。

众所周知，不断攀高的产能已让本就艰难的钢铁行业更加举步维艰。“我们原以为2013年行业情况将好于2012年，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可谓开局不利，这其中主要是产量搅了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指出，“目前钢铁行业形势依然严峻，主要原因是钢产量增加过快，这是钢铁行业自己造成的。”

不仅如此，由于长期被视做污染大户，也让公众呼吁要给钢铁行业生产戴上紧箍咒，不能任由其不断膨胀。但颇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各方对于遏制钢铁产能的呼声日高，但此次工信部制定的2013年淘汰落后产能量却低于2012年。

数据显示，2012年国家制定了淘汰炼铁1000万吨、淘汰炼钢780万吨的任务。“今年下达的淘汰任务量明显减少，主要是由于几年来，国内落后产能已经淘汰不少，”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记者，“但这里应该注意到，落后产能主要是指400立方米以下高炉以及30吨以下转炉、电炉，所以虽然落后产能被叫停，但钢企纷纷采取拆小建大、瞒报产能等手段，致使总体产量以及污染不减反增。”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为了扩产，钢企往往一边拆掉400立方米以下高炉，另一边却建起更大高炉。此前，一份调研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钢铁产量为8.63亿吨，2012年约为9亿吨左右，主要是这一年新增高炉就多达39座。

不仅如此，瞒报、谎报产能也是钢铁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曾表示：“2011年中国粗钢产量实际已超过7亿吨，约为7.3亿吨，高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6.8327亿吨。”多出来的5000万吨粗钢产量主要系河北省瞒报所致。

在吴溪淳看来，地方政府为了各自利益，不支持当地钢企减产，导致中国钢铁业已丧失结构调整的机会，因为庞大的钢铁产能已无法再重新布局，宝钢湛江项目和武钢防城港项目便是最好的例子。另外，更有省市给亏损钢企以补贴，以保证其能够正常生产。

“虽然抑制产能是行业共识，但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通过行政手段减产只能适得其反，迫使市场采取‘非常手段’应对。所以控制产能，恐怕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特别是在近期行业大面积亏损之时，政府更应放手，让钢企完成优胜劣汰，并逐步升级。”徐向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