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建设国标缺失 公众参与刻不容缓

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核电安全问题全球性反思正在逐渐深入。不过，与德国、瑞士和比利时等核电发达国家宣布放弃核电，转而支持可再生清洁能源不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均在不同场合公开表态，日本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中国政府会在今年恢复国家核电站项目的审批。”2012年3月10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这样表示。

对于这个判断，浙江省核学会秘书长、长期从事辐射防护和核技术应用研究的夏元初也表示认同。他补充说，“重启核电项目审批还有个前提，就是《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获得国务院批准。”

不过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和《发展规划》、《远景目标》同样等待出台的是《核电站建设标准（初稿）》。

目前，中国在建核反应堆数量占全球总量近一半，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核电站建设的国家标准。夏元初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由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主持起草的核电建设国标正在征求意见，年内或将出台。

核电站建设安全国标缺失

2012年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将在政府内设立核电安全监管部门——核电监管厅，并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电安全规范。

目前，全日本54座核电机组仅剩下两座还在发电，到2012年5月这两座核电机组也要接受检修，届时日本核电机组将全部停转。

“日本核泄漏事件给全球核电建设热浇了一盆冷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能源经济中心主任史丹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突发事件也令快速跃进的中国核电建设骤然放慢了步伐。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前，中国核电发展确实有点一哄而上的味道。”史丹对记者表示，日本的核泄漏事故正好给中国一个反思、调整的机会。

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明确指出要调整完善中国核电相关规划，决定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即《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也公开提醒核电企业，“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安全。”

目前，中国已有14个运行中的核反应堆，装机容量超过1100万千瓦；在建机组27台，装机规模近3000万千瓦，其中在建核反应堆数量接近全球总量（57个）的一半。

很难想象，如此迅猛发展的中国核电领域，至今仍没有一个核电站建设国家标准。夏元初在今年年初才拿到由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主持起草的《核电站建设标准（初稿）》，他告诉本报记者，“标准涵盖选址原则、工程工艺建设等方面，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年内或许会出台。”

“技术安全”难掩多头监管漏洞

在众多核电行业专业人士眼中，核电技术先进、技术安全通常是消除公众对核电担忧的“法宝”。

按照夏元初的说法，中国的核电技术采用引进、吸收再自主研发的发展模式，通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未来新审批的机组应该都会是三代机组，不会再有二代改进型机组获批，“技术上更加先进和安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更是从专业技术角度详细解释了核反应堆的五重保护：燃料的保护、包壳的保护、反应堆的保护、安全壳的保护和最外层的保护。这五重保护形成多重纵深防御，一层比一层更严密，核事故也一般根据事故发生所在的保护层规定级别。“没有哪一个工业设施会像核电站这样注重安全。”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相关负责人却对本报记者表示，核电的安全性并不像一些专家认为的那么高，“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中反应堆有400多个，发生堆芯熔毁的几率平均250年才有一次。但事实证明，基于个人经验观察到的事故发生频率要高得多：大约每十年会发生一次重大核事故。”

“核安全制度与核安全技术同样重要”，史丹认为。核安全制度包括比常规工业更高的安全和技术标准，即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监督体系、资格认定与准入制度，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及时有效的应对机制和应急预案，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持续的安全文化建设等。而中国的核电监管体系正存在部门设置复杂、职权交叉和划分不清等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设的国家能源局（副部级单位），2008年7月成立，负责核电管理，拟订核电发展规划、准入条件、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提出核电布局和重大项目审核意见，组织协调和指导核电科研工作，组织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国家环保部下设的核安全局，负责核安全、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反应堆操纵员资质管理等。

而铀资源、核燃料、核技术主管机构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的国防科工局（原国防科工委），对外即为中国原子能机构。核电厂作为发电企业还要同时受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监管。

“当前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涂建军撰文称。

近日，江西彭泽核电厂因为选址位于江西与安徽的交界处引起争端，安徽望江县人民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直指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在建设前期以及项目建成后存在各种问题和隐患。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监管当局尚未明确。

减排压力大　核电挺进内陆

姜克隽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国家核电项目上马确实比较快，引起一些关于建设质量、人才培养、燃料资源等方面的担忧。但是“面临日益严峻的碳排放压力，发展核电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据姜克隽测算，根据现在的节能减排力度，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而2011年12月召开的德班气候大会给中国设定的峰值最后期限是2020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节能减排工作没有完成。

纵然中国发展核电最大的现实压力来自于“碳排放”，但姜克隽认为，核电相比其他能源本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对于内陆地区能源比较紧张的省份应鼓励发展核电。

目前核电基本不需要政府的电价补贴，从发电成本来看：光伏最贵，接下来依次是近海风电、陆上风电、天然气、核电、煤电、水电，“核电的成本中已经包含了核废料处理和安全性成本。”

姜克隽认为，未来煤电由于污染问题会越来越贵，因为需要上脱硫、脱氮设施；而水电虽然最环保，但增长潜力已经不大。第三代核电会更安全，价格也会下降20％左右。

目前，中国已建、在建的核电项目全部在沿海地区，对于内陆能源紧张的省份，地方政府一方面迫切需要解决发展经济的能源瓶颈，一方面看到核电在减排和经济效率上的优势，发展核电的愿望比较迫切。

据了解，截至2010年底，在审查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43个核电项目中，内陆核电站占31个。此外，内陆还有大量核电站规划处于“普选”阶段。但受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些内陆核电项目都处于“等待”状态，其中就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这三个已开始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站。

内陆并非不能建核电

内陆地区能不能建核电站？理论界意见分歧很大。最坚决的反对者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他曾多次公开呼吁，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理由是核电并不绝对安全，“万一出现极度干旱、水源枯竭的情况，将发生特大核安全事故。”

姜克隽认为，在内陆建核电站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核反应堆的冷却水源，而是内陆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更大，所以必须更加慎重。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在全国两会上也发出反对内陆建核电的声音，他在《关于终止中部地区核电站规划与建设的提案》中提出，“希望国家考虑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山西、河北、安徽、山东、陕西等省的实际情况，全面终止该地区核电站的规划与建设。”

夏元初认为，内陆建核电站与沿海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对反应堆冷却液的排放要求辐射为0，而沿海核电站只要求达到一定的辐射量标准即可。“当然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建核电项目，要求标准也应该更高。”

对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核电大国来说，对于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的选址准则并没有区别，都是从地质条件、气候因素、人口密度、突发事件应对、水文地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加以衡量。并且，法国内陆核电站数量占全部核电站数量的75％，美国内陆核电站占比达77％。

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昂对《投资者报》表示，在内陆建核电站无疑具有更大的风险，“在《原子能法》、《核安全规划》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没有健全起来的时候，在任何地方新建核电项目都会有很大的风险。”

信息透明与公众参与刻不容缓

在中国，具有核电运营控股资质的只有三大央企，分别是中国核工业集团（简称中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简称中广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简称中电投），只有这三家企业具有核电运营牌照，民营资本甚至其他国企要参与核电建设也只能是承揽他们的具体项目和参股。

行业高度集中，三大企业地位特殊，使得“企业没有意识也没有动力关注公众参与和信息披露”。

法国原子能和可替代能源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毕高先生2011年11月对中国媒体表示，无论从发生事故的频率还是总量上来说，火电、水电等传统能源都要远远多于核电，人们却唯独对核电特别恐惧，敬而远之。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总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产生质疑和恐惧感；另一个原因就是核电站一旦出现事故，确实后果要比普通发电站严重得多。

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2011年9月，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颁布了核电站核与辐射安全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2011年12月份推出了“核与辐射安全信息公开平台”。社会公众随时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大亚湾核电基地机组运行数据，相关内容包括核电机组的运行事件、辐射防护、工业安全等信息。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姜克隽认为，过去中国政府和一些核电企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科普知识，但力度和效果并不理想。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真正导致公众不信任核电的原因来自于中国核电站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不够。调查发现，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日本当地一些居民根本不知道本地建设核电站的事情。由于前期缺乏沟通，日本核事故出来之后，居民对核电站建设就非常抵触。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相关人员曾公开对媒体表示，在核电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一个薄弱环节。

不过，核电大国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其核电站均靠近居民生活密集区，核电占法国能源比重超过70％。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总结的经验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几年来法国核安全局一直对公众出版发行《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所发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工作人员没有按规定穿着制服等极其微小的失误也会记录在案，而且公众可以在网上查到相关内容。

阿兰？史密特曾对媒体表示，“我们注意到，在事故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了。事实证明，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普及核领域知识、消除公众的核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