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设新的核安全机构”

世界核能协会预计中国下个月之内重启核电审批。

一年前，“核电复兴”的口号响彻全球，核电安全神话一度甚嚣尘上，核灾难却再次发生了。一年过去了，3·11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伴随着核电安全神话的破灭，在全球范围内，对核电安全的拷问仍是进行时。

3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将在政府内设立核电安全监管部门——核电监管厅，并制定“全新的、最高水平的”核电安全规范。

目前，全日本54座核电机组仅剩下两座还在发电，到2012年5月这两座核电机组也要接受定期检修，届时日本核电机组将全部停转。

出于对风险的考量，审慎推进核电的不仅是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德国、瑞士和比利时决定转而支持可再生清洁能源。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继续运行、修建和规划新核电站，同时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文章——《核能：破灭的梦想》一文提出，“全球性转向核电的期望已经一去不复返。”文章指出，核电业需要独立的监管、自我批评的安全文化、对可能忽略的危险永无止境地搜索。

3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呼吁，核电产业吸取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物质泄漏教训，“采取谨慎措施、加强全球核能安全”。天野之弥说，福岛事故后，建有核反应堆的国家对核电项目应“更加谨慎”，“自满会害死人。”

天野之弥发表上述看法的同一天，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发布指令，要求全国所有核电站为确保运营安全，2016年年底前必须落实新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安装或更新排气系统，以减少严重事故造成的损失；安装精密设备，以检测核废料池水位；改进安全设备，以确保有能力应对多个反应堆同时受损的状况。

就在1个月前，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宣布批准两台AP1000核电机组的建造和运行联合许可证（COL）。这是自1979年三哩岛核电事故之后，美国时隔34年首度重启核电审批。

按天野之弥的说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前预测，除现有435座核反应堆，全球2030年有望最多新增350座；全球现有在建反应堆65座，预计至2030年可新增至少90座。这意味着尽管速度放缓，全球核电产业仍在扩张。

法国电力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马识路3月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也指出，有很多国家已拥有不少核电站，还打算兴建更多，比如俄罗斯、韩国和中国；而英国、捷克和波兰这些国家，原本就有兴建核电站的打算，现在也确认了这一想法。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原本没有核电计划的，现在也确认要发展核电，包括巴西和一些海湾国家。

一些环境保护组织指认全球核电产业没有吸取足够教训，提醒其重点在于“更好地保护民众”，而非“重建公众信心”。

纠结的监管体制

对目前全球在建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中国，核电扩张之势也已重露端倪。

3月10日上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中国政府会在今年恢复我们国家核电站项目的审批。”

作出这一判断的不仅是王炳华。3月8日，世界核能协会（WNA）副总干事Steve Kidd预计，中国将在下个月之内重启核电审批。

尽管王炳华称“中国发展核电绝不会搞‘大跃进’”，但相关安全监管话题已持续发酵。

目前，中国已有14个运行中的核反应堆，27个在建核反应堆，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除了大量的二代改进型机组外，中国还有4台在建中的位于三门、海阳的AP1000机组。上述四台机组被认为全球最为先进、最安全的第三代核电机组。

知情人士称，“在代际上，虽然没有明确说未来新审批的机组都会是三代机组。但是未来的新上马项目，不会再有二代改进型机组获批。”

不过核电运行的安全，除了技术本身，还与监管体系休戚相关。

《经济学人》指出，针对福岛核事故，中国的监管体系可能要进行重大的改组。中国的一些新核电厂属于最现代的，应该说是最安全的设计。但是，核电安全不但要求良好的工程设计，而且需要独立的监管，一种小心谨慎、自我批评检查的安全文化，永无止境地搜索可能忽略的风险。中国没有显示出能够提供这些东西的迹象来，同样，计划建设相当多核电站的俄罗斯也缺乏这些东西。

Kidd的观点则是，去年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中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的举措使中国核电扩张获得了1年的休整机会，得以增强国内供应链以及监管机构人员配备。

但仅此仍难令外界信服。

3月3日，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NDRC）发布《中国核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呼吁加强中国核安全监管。NDRC建议中国应该解决部门设置复杂，职权存在交叉的和划分不清的问题。“将现在的国家核安全局从环保部剥离出来，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核安全监管委员会，或是国务院直属的国家核安全局。”

NDRC称，他们已与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探讨核安全监管问题，部分代表已决定在全国“两会”建议中吸纳《建议》中的内容。

不独是NDRC。3月9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涂建军在FT中文网撰文《福岛一周年与中国核电》，建议中国“尽快打破核电领域发展第一、安全为辅的行政体制格局”。

涂建军称，当前中国的核电安全监管体制难以适应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

据Steve Kidd预计，未来10年中国将建设51座核反应堆。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负责核电项目审批及规划的发改委及能源局属于最强势的政府机关，而国家核安全局的主管机构环保部却是一个相对弱势的部委。”涂建军称，“行政级别的反差、核安全领域多头监管的现状、各利益集团的互相牵制，导致了福岛核危机一年后国内核电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还迟迟没有启动。”

“事实上的利益冲突”

全国“两会”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撰文反对中国核电领域的“大跃进”。

这一观点在“两会”上也被代表委员再次关注。不过何祚庥称，相关委员的回应并不能让其满意，委员的回答仍不够审慎。

“我说中国核电‘大跃进’，是用数据说话，而政协委员的回答是，中国的核电‘完全在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内，完全符合国际和国内核安全相应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何祚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称，“这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符合政府的政策与批准，并不是没有大跃进这一观点的依据。”何祚庥称，“因为政府的规划本身就是大跃进。这是逻辑的自我循环。”

如果说核电业内人士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并力挺核电不难理解，那么监管部门也持同样的态度就非常费解了。福岛核危机后，环保部有官员迅速出面力挺国内核电开发。

对此，涂建军称，“中国核电安全监管机构的主管部委这种毫无必要的公开表态，与其下属机构的核电安全监管职责因此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冲突，这是国内未来核电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深刻警醒的一个问题。”

“理论计算并不周全”

何祚庥昨日强调，核岛核电事故证明了核电业对灾难的预计不足。

“并不是日本或中国核电专家做不出安全型核电站，而是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千年一遇的九级地震，又激发了难得一见的大海啸。日本人抗震经验相当成熟，但未对9级地震设防，更未对大海啸设防。”何祚庥说。

不过核电业对核电技术一直充满信心，称发生重大事故的发生概率非常低。

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赵志祥在“两会”期间曾告诉媒体，第二代核电技术的堆熔概率可以做到10-6，第三代可以做到更高的10-7，“10-6是啥概念？就是100万年可能发生一次熔堆事故。”

而按照绿色和平3月8日发布的报告，根据公开提供的资料，全球运行的400多个反应堆，要发生堆芯熔毁的几率250年才有一次。

对此，何祚庥称，目前世界先后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这是远远高于设计者的理论设计值的。“我是理论物理学家，我知道理论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考虑的因素不足，计算的结果就会有偏差。”

“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指“堆芯熔毁的几率250年才有一次”）是错误的。在基于经验基础上观察到的事故频率要高得多：大约每十年会发生一次重大核事故。现代科学的原则之一是，当观测与预测不匹配时，需要修正其模型和理论。这显然适用于核安全法规的概率风险评估。然而，核工业继续用不变的风险模型和假想中极低的事故率，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心安理得地继续运行核反应堆。”绿色和平称。

除了堆芯熔毁的理论概论计算偏低、缺乏实际意义，出了事故之后的应急方案仍需加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显示苏联在应急方案上的准备不足。福岛核电事故同样暴露出了日本的问题。

“如果大亚湾核电站发生一起7级的核电事故，如何组织疏散深圳、香港等周边地区的居民？这类假设虽然比较敏感，但是国内政府部门和国有核电公司于情于理都应该开始着手研究这些不容回避的政策议题。”涂建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