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国务院二号文件。二号文件锁定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提出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这个消息让业内人士多少有点意外。虽然能源价格改革被认为是今年的改革重点,但此前并无电力价格改革的具体细节透露。
对于在贵州进行此项改革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发布会上表示,体制障碍导致贵州经济的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电力价格改革故而率先选择贵州。不过,文件中并未明确改革的具体方向。杜鹰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政策。
电力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竞争型的电力市场,通过市场需求调节电价。但由于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试点的市场化程度还很难断定。记者发现,对于今年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业内人士并不乐观。
贵州突围
“贵州的资源相当丰富,贵州的贫穷是富饶的贫穷,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贫穷。”杜鹰这样为贵州的改革基础定调。确实,如杜鹰所说,在能源资源方面,贵州不仅不穷,还相当富有。
一直以来,贵州被能源界人士誉为“江南煤海”。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据悉,贵州煤炭资源远景储量在全国排名第5,水能资源排名第6。“再没有哪个省像贵州一样水煤互济,一个省的煤炭储量是南方12个省煤炭储量的总额。”杜鹰指出。这一优势无疑对电力企业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开发效果。
“为什么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有体制机制障碍。”杜鹰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将给予贵州“明确而且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支持,其中就包括率先开展电力价格改革。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宛学智分析指出,选择贵州试点是看好其资源优势;同时,贵州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小,电力改革影响的范围小,也是被选中的原因之一。
另外,西电东送工程的推进使得贵州的电力外送合同不断增加,在电力短缺的大环境下,价格矛盾日益凸显。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曾鸣告诉记者,贵州既是煤炭基地、煤电基地,又有水电和西电东送工程,“在这里开始改革有典型意义”。
路线待定
不过,对于改革的具体方向,国务院文件中只是提出:“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方式方法。理顺煤电等产品价格关系,适时调整西电东送电价。”
当前我国电价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都由政府主导定价。而“直接交易”是指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进行售购电交易,实行“双轨制”,大用户电力直供,电网企业只提供输电服务,收取过网费。实际上,早在2009年,国家电监会就曾发布直接交易试点通知。随后,全国各地都积极开展了试点,但效果并不理想。
“大用户直供在发达国家是普遍做法,从表面看来是很好的举措,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但在实践中却难以保障供需两端都从中获益。”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也告诉记者,直供的问题在于,当供电能力高时,价格走低,导致发电厂没有利益;电力供应不足时,价格攀升,又导致用户无法获利。关键在于无法绕开电网直接供电。
“因此很多试点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最后还是演变为政府干预下的用电交易。”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参与了我国《电价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张粒子也认为,如果没有明确是否全部发电企业都参与直接交易,就无法断定改革的性质。“这不一定是最终改革方案。”周大地说。
前途不明
就在国务院召开二号文件新闻发布会的同一天,2月13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做客新华网时表示,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下推进价格改革。
针对市场最为关心的电价改革,周望军提出要推行阶梯电价,并表示“要把价格改革对社会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方正证券对此发表评论称,由于涉及多个环节以及多方利益,注定电价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基调或许表明改革在今年还难以一步到位。
作为近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国电价改革由于各方利益冲突和电力紧缺等因素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涉及到那么多因素,在今年形势下可能不会有根本性改观。”曾鸣表示,我国当下的关键能源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并网、西北电力外送等,价格改革时机不一定成熟。“能源问题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造成很多紊乱,不能完全依靠价格改革理顺体制。”
周大地也指出,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合理定价,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由于没有各方认可的定价方法和机制,就形成了“亏损太多就调整价格”的局面,既不想让发电企业难以为继,又不想提高用户电价,处于两难状态。
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但目前很多省市提出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却仍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等措施上。
对此,林伯强强调,阶梯电价今年一定会推广,但电价改革必须触及市场化根本才有意义。
“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还很遥远。”林伯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