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核电趔趄前行

3月23日，震后第12天，在核泄漏阴霾下苦苦挣扎的东京电力株式会社（下称东京电力，TOKYO:9501）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读卖新闻》报道，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瑞穗金融集团等三大银行集团，以及住友信托银行公司、三井信托银行等大型信贷公司，决定为东京电力提供总额2万亿日元的紧急特别融资。

同日，东京电力股价收于1049日元，虽然这距离3月11日地震当天2121日元/股的收盘价尚远，但较之震后715日元的盘中极低价已回升了46.71％，市场认为东京电力已暂时渡过生死劫。

美国甲骨文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大卫（David Andresen）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他长期投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经验来看，东京电力不会破产，“你可以把此次核泄漏危机看做是另一次英国石油（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只是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人为疏失而东京核灾是自然灾害。两家公司都有最先进的技术，遇到危机时，BP当时的股价也是一泻千里，但现在早已回升，公众也淡忘了此事。”

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Angel Gurria）告诉《财经》记者，“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意外和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发展核能，每一次意外和事故其实都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改进设计。随着事态得到控制，我们从事故中汲取经验后，核电事业仍将继续发展。”

东京电力现曙光

东京电力曙光暂现，首先得益于其多年来积累的雄厚资本底蕴，和股东的不俗融资能力。

2009财年（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年报显示：东京电力总资产规模为13.20万亿日元，净资产也达到了2.52万亿日元。在《财富》杂志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位列第128位。

在地震及其引发的核泄漏危机打击下，东京电力股价暴跌，3月11日后短短六日内，公司股价跳水62.4％，市值蒸发了近2.10万亿日元。就在不信任的情绪开始弥漫的时刻，23日巨额融资计划发布，成功打消了许多投资者的疑虑。

东京电力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此次帮助融资的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实业银行（属瑞穗金融集团），是公司第六和第七大股东，分别持有其2.24％和1.48％的股份，它们23日承诺提供的贷款分别是6000亿日元和5000亿日元，合计约占既有融资规模半数。在东京电力前十大股东中有七家是日本的银行、保险等金融巨头，如第一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日本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另有一家为东京都政府。

福岛第一核电站在东京电力的整个资产包中，所占比重不算太大。公司2009年年报显示，东京电力旗下三家核电站——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资产总价值为6709亿日元。其中1971年即投入商业运营的第一核电站，使用时间最久，设备最为陈旧，装机容量也只占三家总和的27.13％，因此其资产不会超过2000亿日元。

此外，对第一核电站是否全部放弃，实际还略有争议。

东京电力一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确实有弃用第一核电站全部1号－6号机组的打算，但现在并没有最后确定，因为5号、6号机组修复后重新工作，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在此次地震中，受损并不严重的第5号、6号机组，投入运行的时间分别是1978年和1979年，即使以保守估计的40年使用寿命计算，仍有七八年的使用期。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井口哲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不过他认为，5号、6号机组的命运恐怕得由当地居民和政府说了算。

至于清理核电站，赔偿附近居民、农户，因被迫疏散、农产品被污染等带来的损失，目前尚难以具体估计。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3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表示对农家带来的损害，“起因是原子能泄漏，当然首先要由东京电力公司负起责任”，“补偿不足的部分，国家会担保。”

依据日本《保险业法》《地震保险法》《核能损害赔偿法》《核损害赔偿补偿契约法》等一系列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日本政府和国内外保险公司，也将为东京电力的损失部分埋单。

《核能损害赔偿法》规定，核电站的业主有在核损害发生后予以赔偿和补偿的义务，因此必须依据《保险业法》，向日本国内或国外保险公司纳保，（每座核电站）总保额为1200亿日元。但如果发生严重核事故，赔偿金额超过保额的部分由国家分担，且没有金额上限。

前述东京电力高管向《财经》记者确认，公司此前已为旗下所有核电站投保，而且是向20家保险公司投保。日本国内的保险公司又依据法律，在海外进行了再保险。因此，赔付的部分压力实际转移到了国外。

日本地震发生当天，世界三大再保险机构集体跳水，其中法兰克福证交所慕尼黑再保险公司股价下跌4.3％、汉诺威再保险公司下跌3.2％，苏黎世证交所瑞士再保险公司下跌6.6％。21日，瑞士再保险公司对外宣布，其对日本地震的理赔初步估计为12亿美元（约972亿日元）。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电力还有一道政治保险。

在战后美国改造日本财阀经济的思路下，日本形成了多家电力公司和行政区域一一对应的电力供应网。

日本现有十家直接给居民供电的电力公司，除东京电力，还有北海道电力、东北电力、北陆电力、中部电力、中国电力、四国电力、九州电力、冲绳电力和关西电力，仅从名字就能看出其服务的地理区域。

“日本电力业实际是缺乏竞争的，民主党政府不可能让东京电力破产。”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战后日本史专家王新生说。

日本核电趔趄

虽然东京电力看似有望“逃出生天”，但日本核电事业还是免不了打了个趔趄。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数据表明：2009财年，全日本用电量1万亿千瓦时（包括电力公司售电与用户自己发电），电力公司发电9253.92亿千瓦时，其中核电发电2797.50亿千瓦时，约为发电量的30.23％。

包括东京电力旗下的三座核电站17个反应堆，日本已有18家核电站，共54个已建反应堆，3个在建反应堆。

2010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更将核能作为提高能源自给率的重要手段，要求在2020年和2030年前，分别新建9座与14座核电站。核电所占发电量比达到30％－40％，并“争取更高”。

这一切现在不得不暂停下来。

地震后，部分电力公司相继宣布暂停自己的核电站修建计划。首当其冲的东京电力在3月17日表示，暂缓修建今年1月启动的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工程。该核电站计划于2017年3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日，日本另一大核电公司、电源开发公司宣称，将暂停大间核电站的建设工程，工程原计划在2012年3月启动。负责本州岛南部供电的中国电力也宣布，将暂停其在山口县的上关核电站的修整地基工程。

3月18日，核泄漏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目前很难再推进核电政策。日本《原子能政策大纲》修改委员会也推迟了原定于3月25日召开的会议。

核电计划同样遭到来自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反对。

静冈县知事川胜平太要求中部电力强化地震对策的研究和设计，否则将不允许公司在静冈县的6号机组建设继续进行。20日前后，东京街头连续爆发反核游行。《财经》记者在东京电力公司采访时，室外反核游行的抗议声和演讲声不绝于耳。

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地震学专家石桥克彦也表示，考虑到核电站建在地震风险系数高的场所，应该立刻停止在建的三座核反应堆，并关闭所有正在运转的反应堆，进行彻底检查。

然而，日本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也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其能源自给率只有4.2％。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日本就积极发展核电事业，核电占全国供电量的比例从1973年的0.6％飙升到2009年的30.23％，仅次于法、美两国。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CEO 傅赛（Peter Voser）19日告诉《财经》记者，此次危机发生后，该公司已将生产的40％天然气输送日本，以弥补核电缺口。这显然和日本政府提高能源自给率的想法背道而驰。

多位业内人士和投资界人士均认为，日本核电在短期内会有一个相对沉寂期，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让日本放弃核电不太可能。

福岛核电站反应炉应急系统设计者拉赫（Richard Lahey）告诉《财经》记者，此次核危机对日本核电的影响可能会更多反映在制定更高的安全标准，发展新技术，以推进核电未来发展上。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朴光姬也持类似的看法：福岛事故的第一反应将直指震前日本政府允许的核电站超期服役措施。1971年投入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本该于去年退役，但日本政府出于减少对进口石化能源的依赖，还是让这个反应堆“延寿”十年。现在出了事故，相应标准肯定会调整。至于安全标准、应急措施的讨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延缓日本核电站的建设，还难以判断。

“这次事故确实使核电备受批判，但现阶段并没有任何部门出台任何文件对核电进行控制或削减，还很难就此判断可再生能源将就此代替核电。”日本新能源与新工业技术发展组织（NEDO）如是回复《财经》记者。

朴光姬亦强调，日本在清洁能源技术上虽位居世界前列，但无论是光伏发电和风能都无法大规模使用，不像核电技术稳定、方便、成熟。

此外，从1973年开始，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均大力发展核电，现在的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还不到两年。外界普遍认为目前在野的自民党不可能反对核电，否则就是自己反对自己。

价格冲击波

日本核危机发生后，民众对核能安全的担忧迅速蔓延，社会恐慌情绪冲击了德国、瑞典、奥地利等存在长期反核情绪的国家。

3月12日，日本震后第二天，德国斯图加特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约6万名示威者组成长达45公里的队伍，要求政府立即关闭德国境内所有核电站。在民意压力下，德国政府14日宣布将搁置去年通过的，延长17座核电站12年平均使用年限的决议三个月，并于15日宣布暂时关闭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七座核电厂。法新社23日报道，德国政府目前正考虑尽快放弃使用核能，加速开发新能源。

但不少德国人认为，默克尔在核能问题上更多还是在采用权宜之计。早在2002年德国左翼社民党政府就通过了“核电逐步退出”法令，规定德国境内所有核电站都只能再运行20年，而正是默克尔的右翼基民盟政府在去年提出了核电站“延寿方案”。

德国联邦议会议员、欧盟外交关系发言人维欧拉·冯·克拉门对《财经》记者说，今年德国共有七个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其中定于3月27日举行的巴符州议会选举尤其重要，默克尔此时叫停核能，拉拢人心的嫌疑很明显。

选票之外，克拉门没有看到的是，核能巨大的价格诱惑力。

大型工程顾问公司柏诚（Parsons Brinckerhoff）2010年3月发表的数据显示，核能成本为80英镑－105英镑每兆瓦时，扣除碳捕获成本后的天然气电力成本为60英镑－130英镑每兆瓦时，煤为100英镑－155英镑每兆瓦时，太阳能为125英镑－180英镑每兆瓦时，风能为150英镑－210英镑每兆瓦时，潮汐能155英镑－390英镑每兆瓦时，核能是最便宜的。基民盟的新能源方案也表示，“通过延长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的资金投入就可增加。”

德国目前电力供应的近20％来自核能，默克尔宣布关闭核电站后，成本较高的天然气和煤被用于填补供电缺口，电价上涨已成定局。

欧洲能源数据提供商ICIS Heren的数据显示，3月18日，德国二季度电力合约价格大约为60.30欧元每兆瓦小时，比14日上涨约6.3欧元。ICIS Heren的分析指出，影响三季度电力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政府打算把多少核能还回市场。

在民意压力下，意大利政府于22日宣布将新反应堆计划推迟一年。但考虑到核电价格上的比较优势，意大利的推迟计划很可能是暂时的。

1987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爆发的第二年，意大利通过全民公决，宣布不再使用民用核能，并在1990年停止了国内所有核电站。这项决议使意大利成为欧洲最大的电力进口国之一。到2008年，意大利政府不得不重拾核能发电，经济部长斯科尤拉（Claudio Scajola）宣布将在2013年新建核电站，并计划将核能发电的比例调整为总发电量的25％。

法国是全球最依赖核电的国家，其核电供应量占总供电量的78％。法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净出口国，每年向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出口电力约600亿－800亿千瓦时，出口额约为30亿欧元。

在大西洋彼岸，拥有最多民用核电站的美国，也遭遇到民意反弹。盖洛普调查显示，日本核危机前后美国人对核电的支持率下降了大约13％。

但这没有改变奥巴马政府发展核电的决心，能源部长朱棣文在3月15日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仍然视核能为均衡能源战略的一部分，能源部将继续支持政府向发展核能的公司提供总计540亿美元贷款保证金的提案。早在1999年，美国核电平均价格就下降到1.9美分每千瓦时，而另一个相对清洁的能源天然气发电的价格是3.4美分每千瓦时，相差近一倍。

绸缪统一政策

无论欧美各国如何在价格与安全间踌躇，日本核泄漏危机已促使业内人士和政府官员寻求一个统一的核电政策、乃至能源政策。日本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大核能企业立刻成了“替罪羊”。3月15日，几乎所有欧洲核能企业的市值都急剧缩水。

记者了解到，这些公司正在进行危机公关，统一行业标准是游说的重点。德国最大的核能发电企业E.ON公司发言人克里斯汀·得瑞波（Christian Drepper）告诉《财经》记者，E.ON在3月15日联合法国电力集团（EDF）、法国燃气公司（GDF）、德国莱茵集团（RWE）等运营核电厂的公共事业集团前往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请求召开圆桌会，制定统一的工业标准。

欧盟委员会尚未回应这些企业的提议，但近两周的欧盟相关会议大多集中于如何安全使用核能。在3月15日欧盟核能安全紧急会议上，与会国同意对欧盟境内及邻国的核电站进行压力测试，检测这些核电站应对地震、洪水、海啸、恐怖袭击和电力供应故障等紧急情况的能力。不过，围绕统一检测标准制定的讨论却在会上搁浅。六天后召开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只拿到了各国同意进行测试的背书，而未就细节达成一致。

不过，在统一行业标准问题上，一些分析人士有所保留。克拉门就表示，核能政策没法提升到欧盟水平上协商，这是成员国的家务事，应由各国自己来决定。宏源证券能源行业分析师柴沁虎也分析说，行业标准常常是为商业利益服务的，是为别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而设置的障碍，统一标准很难达成。3月24日-25日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讨论了实施压力测试的事宜。

美国核能研究所战略项目执行主管艾德里安·黑默（Adrian Heymer），英国首席核电官员、健康及安全委员会核能董事会主席魏特曼（Mike Weightman）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都表露出对本国安全标准极大的信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一全球核电标准的困难。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罗奇(Stephen S. Roach)19日告诉《财经》记者，日本核泄漏危机将唤醒国际社会，促使其致力于发展一个全球统一的能源政策。在他看来，这个政策应统筹安排石化能源、核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