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问题监管存漏洞致灾难事件频发

管理和监督存“漏洞”致环境灾难频发

中国环境污染异常突出

中国的环境污染就不单纯是经济扩张的自然后果，而更像是一系列人为错误的结果。

回顾2010年的中国环境事件，可以用一个“漏”字来概括。

2010年7月，紫金矿业下属工厂污水池发生铜酸水渗漏，约9100立方米污水流入进入汀江，造成上千吨鱼类死亡。

7月16日晚18时许，大连市大连新港附近中石油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至少已造成附近海域50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此次事故造成的不仅是资源浪费，海洋污染，同时也造成周边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并严重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长。

7月28日上午，受洪水影响，吉林市永吉县新亚强化工厂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的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官方宣称，该事件“对松花江水质影响极微”。不过，恐慌的居民还是纷纷抢购矿泉水、桶装水。

10月22日韶关冶炼厂从澳大利亚进口高含铊量矿石，在生产过程中近300公斤的铊排入北江，造成严重水污染。

为什么2010年中国污染、环境灾难频发呢？正如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所言，这些污染物之所以频频泄漏，最终都可归结为是管理和监督层面巨大的体制“漏洞”所导致。

体制漏洞谁来“织补”？

在《2010——体制漏洞，环境之殇》一文中，唐昊说，2010年的环境灾害多发于国有企业及与能源、矿产相关的产业，凸显了这些企业管理模式的陈旧，缺乏预警及罔顾公益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环境污染就不单纯是经济扩张的自然后果，而更像是一系列人为错误的结果。

“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紫金矿业，其对汀江流域的污染实际上已有数年的时间，此次污染更是在其承认的9天前就已经发生。但其第一时间的反应却不是报告环保部门或采取措施堵漏，而是用“封口费”和人身侵害阻止调查报道。

事情败露之后，重庆绿联建议环保部依法起诉紫金矿业，而非行政处罚，但被环保部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回绝；民间环保人士冯永锋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取消紫金矿业“最诚信企业”称号，未得到回应。

大连石油泄漏事故后， 8月2日，在清污工作收尾时，中石油大连分公司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向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称号。但是，关于损害评估及污染赔偿事宜却一直无人提及。8月26日，近千名养殖户本拟集体赴京上访，却因警方打断未能成行。9月2日，邵德善与20多位养殖大户再次进京讨要说法，遭到中石油信访办有关负责人的推诿。

比大连早一个月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同样是企业唯利是图而忽视安全预防、政府监管不力而纵容隐患发生，但事情出了，犯错的几方谁也不敢怠慢。漏油发生后不到两个月，BP就承诺成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4个月后，第一笔3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注入账户，BP董事长低头向受害者郑重道歉。与此同时，众多民间和官方机构迅速对事故调查和发布评估报告、政府建立专门网站公开详细调查结果、救济方案、联系方式，接受公众监督。

著名环保网站“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孟斯在《回顾2010中国环境：缺少公众参与》一文中质问：为什么“诚信企业”敢于瞒报重大污染事实？为什么破坏居民生计的国有石油企业非但不曾公开道歉，反而为自己抢险庆功？为什么公众关切不能加速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出台？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比如紫金矿业与福建上杭县权力机关之间，就存在紧密关系，以致在事件处理上，行政和司法部门也未能尽到管理和裁判责任。[page]

在一些环境灾害中，新闻记者很难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掌握真相，部分记者甚至因采访环境事件而被抓被打。地方政府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及时公布真相、限制媒体报道，使得社会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公众监督仍是雾里看花

但掩耳盗铃并不能解决问题。据环境保护部应急办一处长称，2010年1～7月份，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19起，比去年同期增长35.2%。而7月底彭博新闻社的数据更为惊人——2010年前六个月中国的突发环境事件上涨98%！

2010年1～11月，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49起，其中重大环境事件4起，较大环境事件39起。这些环境突发事件涉及27个省区市，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国内环境风险异常突出，环境污染事件总量居高不下，且类型多、发生区域广。因为污染事件诱因复杂，环保部门预警防范难，形成事件危害大、处置难、社会关注度高的难题。此外，安全生产、交通事故等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也在持续上升，百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多发频发。

2010年，自然灾害频发、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的企业特别是设防能力不足的尾矿库企业和化工企业在大灾中成为威胁环境安全的“不定时炸弹”。重金属污染事件仍保持高发态势，也给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带来不小挑战。2010年相继发生了江苏大丰、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肃瓜州、湖北崇阳、安徽怀宁等9起血铅事件，这表明目前铅冶炼企业造成的污染仍然很严重。

在官方体制格局下，民间无奈，只有翘首盼望官方为其代言。学者孟斯认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能指望企业随时随地心怀社会责任。根本的，乃是政府改变“包办”思想，给公众以有效的参与权，让公众的声音成为真的声音、公众的压力成为真的压力。

2010年11月11日，山东省泰安市一份名为《吴家林村全体村民心声》的联名诉状送到某报记者手中，这封信状告当地利税大户——生产铅酸蓄电池用极板及蓄电池的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称由于该公司在与该村相隔不到200米处建厂，造成村民集体血铅超标，尤以儿童最重。在屡次与超威电源、村党支部、镇政府、县环保局接洽后，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从10月底开始房屋被拆迁，使部分村民无家可归。

除了新闻媒体的舆论，2010年环保真正的亮点恰恰来自于公众参与的深化：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34家国内环保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公布了《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向世界27家知名IT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其对供货商进行审查；5月，绿色流域和国内9家环保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非政府组织)版》，倡导绿色信贷，减少对“两高”项目贷款；7月，环保组织向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此外，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给淮河沿岸农户安装生物净水设备，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展“绿色领导力”培训等，更意味着民间环保力量从组织和功能上走向成熟。

面对当前环境问题密集爆发而监管成本较高的困局，权力部门应该让公众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体，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