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交易现状

尽管碳交易市场隐藏着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参与者依然乐此不疲角逐于这个市场。毕竟，这是一场有暴富机会的游戏。

随着2012年的日益逼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国际上却一直未有任何关于气候框架谈判的利好消息传出，全球碳市场前景很不明朗。就在欧美各国一些多年从事CDM交易的国际机构开始考虑暂停新项目的同时，在中国，“卖碳翁”一词成为了近日媒体报道中的流行语，受到企业主的争相追捧。此时，人们急需知道，围绕碳交易，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处境。

额外性

近期，中国CDM市场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国反击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拒绝10个风电CDM项目注册一事未果之际，7月底EB第55次会议再次否决了中国20个CDM项目，其中包括11个风电项目和9个水电项目。否决的理由依然是由电价引发的额外性质疑。

什么是额外性？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气候变化客户与信息部经理、CDM审核员独威这样解释，如果一个项目是常规性的发展项目，比如政府或企业本来就打算上马的一个项目，无论在财务上、技术上等等都有条件和能力开展的项目，这样就不能申请CDM的支持。必须是在以上条件或者其他方面存在困难或者障碍而无法独立开展的项目才可以申请。因为企业可以独立进行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不属于额外的，也就不具备“额外性”，而通过CDM的支持克服障碍使本来无法实施的项目得以实施，这样产生的减排量才是额外的。

其实，早在2009年年初，EB就对中国的风力发电项目提出过质疑：有关项目的财务可行性是否依赖于碳融资？中国政府是否故意保持低补贴以确保项目具有CDM资格？EB因额外性否决中国项目，对我国CDM项目开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使得原本被视为优质项目源的风电、水电项目成为了投资者眼中的“异类”。

对此，业内人士颇感无奈。独威称，“虽然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对风电或水电电价问题的管理上目前还是比较混乱的，还没有形成全国或者全省的一个统一价格。”

同时，只要以额外性作为标准，就难以脱胎于国内的减排政策，也因而难逃争议。当政府开始大规模的补贴或是政策要求执行某类减排项目时，要不就是因为政策强制要求过不了额外性这一关，要不就是补贴足够运行过不了财务分析这一关。所以，额外性的厘定仍然是个挑战。

定价权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和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在交易过程中，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差，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接表现为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

“这很正常。”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段茂盛分析称，“中国碳市场是一级市场，相当于期货市场；欧洲碳市场是二级市场，相当于现货市场。一方面期货的实物交割存在一定风险，另一方面，期货转换为现货也存在一定成本，必然造成两个市场的价格差。”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业界不断呼吁，形成和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争夺碳交易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但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却认为，从现在全国的条件来看，202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碳交易的条件并不成熟，不会出现真正的国内买家，也就无法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page]“中国要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其实很简单，作为卖家，要做的就是‘少卖’，只有不卖的时候，卖家才能提高价格。中方作为卖家，搞得越多，定价权越没有。”周大地称。

潜力巨大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企业对待碳交易的态度就由“吃螃蟹”转变为了“尽力争取”，表明碳交易巨大开发潜力和投资机遇的吸引力难以抗拒。

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截至2012年，我国预期每年将会产生超过1.84亿的减排额度，占到全球实际每年减排额度的近60%，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及碳交易市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周大地虽未对上述数据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却对“2012年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的说法表示了怀疑。“这两个市场不具有可比性，从交易量来讲，石油市场只存在一个一个月期货和三个月期货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现货交易，真正买空卖空的成分有限。但是现在说CDM的成交量达到多高水平，大多数为纸面文章，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笔真正交割的东西，其中有炒作的成分，真正实物量和价值量非常有限。”

周大地指出，少数企业在卖碳中获取了一些资金，这对企业经营是好事。但从全国来讲，中国不可能靠卖碳发财，这些收入远远不能解决我国节能减排所需的费用，人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靠卖减排量得到的实质性好处是非常有限的。

“现在有些地方对CDM炒得太热，但实际上交易到底在买卖什么，什么条件下才会有这种商品的出现，谁是真正买主，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所以提起这个问题，只能是泼冷水。”

后京都时代

7月份美国气候变化法案未获国会通过，8月初联合国本年度的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无果而终，全球碳减排市场前景很不明朗。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锋称，“现在再谈碳交易、CDM项目，意义不大，距离《京都议定书》到期仅两年多时间，按照现在CDM项目的注册效率，准备项目都来不及。一切都还要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结果，但是如今不确定因素太多，根本无法准确预测。”

后京都时代，大家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减不减排的问题，而在于怎么减、减多少的问题。独威表示，“具体会怎么做，我不好说，但是有几个信号需要提醒人们注意。首先，虽然美国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企业已经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碳交易市场；其次，欧洲一些机构不仅在购买2012年之前的减排量，也开始购买2012年以后的，它们对政治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力；最后，作为身兼金融机构与政府组织双重身份的亚行、世行也在购买2012年以后的减排量。”

“发展方向是强制减排，还是自愿减排，我们现在还不好说。欧洲提出的20%、30%的指标，具体采取什么机制？是分配性的，还是碳税性质？那是欧洲需要商量的。美国也是如此。各国都在设计下一步自己怎么做。”周大地称，“但是，严格来讲，排放贸易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最好弄明白为什么减排，而不是减排带来多少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