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市场转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监管机构的角色至关重要。相关机构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引导企业遵循合法合规的路径,推动可持续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应用。近年来,生物燃料产业得到了显著发展,不少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积极支持。这些政策措施在引导市场方向、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以美国市场为例分享一些相关经验。
可再生燃料标准是生物燃料增长的核心政策
美国的可再生燃料标准(Renewable Fuel Standard, RFS)自2005年首次实施以来,已经成为推动生物燃料产业增长的核心政策之一。该政策要求燃料供应商在其燃料中混合一定比例的可再生燃料,以此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促进生物燃料如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消费。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RFS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生物燃料的市场需求,为农业生产者和生物燃料工厂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2011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实施低碳燃料标准(Low Carbon Fuel Standard, LCFS),要求燃料供应商减少燃料产品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扩大了生物燃料的应用范围。
美国生物燃料混合税收抵免政策也在2004年通过并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项生物燃料税收激励措施降低了生物燃料生产的成本,通过经济激励促使更多燃料供应商投入到生物燃料的混合与销售中,这种财政支持策略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生物燃料在能源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农业领域方面,美国从2000年开始通过农业补贴的方式确保了生物燃料原料如玉米和大豆,得到稳定的供应,保障了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动力。美国环保局(EPA)根据《清洁空气法案》设定的排放标准,也推动了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采纳,亦促进了生物燃料技术的应用与普及。
根据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最近的农业基线预测,过去20年中生物燃料的增长速度非常显著。乙醇生产所需的玉米用量已接近饲料用量,而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生产所需的大豆油用量亦接近粮食用量。
GREET模型将对生物燃料政策的制定起关键作用
美国于 2005 年和 2007 年通过的可再生燃料标准的授权一直持续到2022年,此后几年则由环境保护局制定规则。
生物燃料市场总体上主要受政策决定的驱动,这就在供需基本面之外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美国环保署(EPA)负责制定年度使用规定,关于生物燃料的规定和使用的争论几乎持续不断。未来,法律法规会帮助生物燃料在机动车燃料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还是将反映出生物燃料在成熟的机动车燃料市场上的份额趋于平缓?
美国正在使用 "温室气体、受管制排放和交通能源使用 " (GREET)模型对各种源头和过程的排放进行评分,以计算减排量和低碳市场及税收抵免资格。这种评估方法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生物燃料行业的碳排放需对生产和销售过程的每一步进行评分,最主要的是原料生产阶段、加工阶段和间接土地利用变化的计算,这意味着由于作物转用于燃料生产而使土地进入农业生产的碳排放量将被列为计算范围之内。
在原料生产阶段,采取保护性耕作、覆盖作物或养分管理等减排措施,有助于降低排放。在加工阶段,提高每蒲式耳原料生产一加仑乙醇的效率有助于减少排放,但在此过程中仍然会产生二氧化碳。就乙醇生产而言,根据基本化学原理,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将以二氧化碳的形式产生。降低这一阶段的排放通常需要通过捕获碳排放并将其利用或封存来实现。发展碳管道网络,以便将捕获的二氧化碳运输到适合地下储存的位置,成为了监管机构讨论的重要部分。间接土地使用变化的计算是政策制定中更为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方面之一。农业原料被更多地用于生物燃料生产,可能会推动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从而转化草地或森林为农地,进而增加碳排放。这一计算的复杂性及其在监管过程中的应用,是相关机构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生物燃料市场被普遍认为具有光明的增长前景,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受到政策法规影响的领域。从各国监管机构及其政策法规观之,这不仅是推动生物燃料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其未来的方向。对行业参与者来说,深入理解和适应生物燃料相关的政策变化,不仅是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抓住未来市场机遇的核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