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为碳排放负责？

对话嘉宾：刘劲（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把灾害转变为经济数据，这是刘劲近期关注的课题。

就在长江商学院的第十二届青投论坛举办之前不久，水患突袭河南，除了伤亡之痛之外，经济损失的蝴蝶效应已经在7月份的统计局经济数据中显现。8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7月份，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和国内汛情、疫情影响，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

在青投论坛结束后，刘劲接受了MIR专访。他表示，当大家还在聚集“双碳”政策的落地影响时，我们需要站在更长期的视野来看，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碳达峰、碳中和将只是这种趋势前行的一个政策指引，而对于商业世界来说，或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意。

一、核心是碳排放价格

在刘劲看来，一切问题的核心，还是要回到成本上来。“如果减碳的成本只是一两美元每吨，那么大家努努力都可以完成。但是，按照美联储的数据，目前减碳的成本是六七十美金。这就不是大家稍微努努力就能完成的事情了。”刘劲说，大家都不愿意做碳中和，核心还是经济问题。

刘劲表示，“人类的经济发展完全是跟能源的利用紧密相关的，它们两个的相关系数是90%，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过更富裕、更好的生活的话，你用能源一定是更多的；你的能源用得更少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差。”

换句话说，如果要减低排放，意味着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然而，当全球都还困于新冠疫情时，经济增长本来就压力倍增。“因为这个原因，所有国家都不愿意减排。”在刘劲看来，减排问题事实上是一个观照全球变局的钥匙。

对于刘劲来说，他所看到研究数据已足够让人警惕。“我们把数据做了一个比较，如果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是6%（2020年）。如果我们面对全球气侯变化不做任何举措，以后2100年，每年就等于一场新冠疫情，而且是持续性的。从规模上来讲，它对经济的损失是大过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二、减碳的节奏

刘劲同时也对当下一些企业存在的运动式减碳提出了警示，在他看来，运动式减碳和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

2021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及碳达峰、碳中和。当时的提法是：“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极发展新能源。”

而一个季度过去，在今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很显然，一些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动作走样变形的情况。

刘劲说，碳达峰、碳中和所设立的时间点要求，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领悟其中的节奏。

“到2030年才是碳达峰，之后30年才是碳中和。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为什么要留出这么长时间？还是回到之前，碳排放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中国目前的基建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还需要比如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地方，在这个阶段运动式减碳，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企业家，需要更加准确理解政策的含义。”

在刘劲看来，对于碳排放博弈，本质上是谁应该为碳排放负责的问题。这种博弈既存在于国际之间，同样存在于从产业到公司乃至于到企业内部的决策单元。

三、减碳的博弈

MIR：为什么减碳在近年来成为了国内宏观政策的关键词？

刘劲：到底谁应该负责减排，这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如果你看现在的排放，亚洲是世界第一。如果按国家来说，中国是全球排放最大的国家，排放占全球的34%。但要从历史角度看，空气中大部分的二氧化碳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这里面就有很核心的博弈。

中国的排放目前是全球第一，排放当然跟能源的消耗有直接关系。2007年，中国的排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能源的第一用户。但从人均角度可以看到，中国目前人均能源使用只有美国人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的一半，韩国人的一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也是人，美国人也是人，你用那么多的能源你当然应该减排；美国人说你那么多的人，你当然应该减排。所以说这是另外一方面国际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有核心矛盾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要减排，中国人说要过更好的日子，所以我肯定现在不能开始减排。印度人说我更不能减排了，我现在的排放才是中国人的四分之一，我还要排放更多。但发达国家说你们有那么多的人，全球50多亿的人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所以你们应该承担起责任，这是两个巨大的博弈。

但如果全世界人民都做一个美国梦，都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世界会变得非常热，这是无法持续的状态。因此，如何解决这些博弈，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MIR：减碳的办法有哪些？

刘劲：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只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降低新能源的成本。比如说光伏和风能成本低的话，你不用任何刺激，大家自然而然就会用新能源。这个成本是非常重要的，科技的进步极端重要。在科技还没有到位之前，政府要用补贴的方式降低新能源的成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方法二：增加碳排放的成本。你想让社会用新能源减排，要让大家做一个自愿的选择，如果把碳排放的成本升到足够高，既使技术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大家也会转到新能源上来。所以这是两个大的方向。

如何来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基本的概念是给碳排放上税，可以用行政化的方式上税，比如钢铁行业、其他的制造业，排放一吨要多少钱的税，这是一种方法，这种行政方法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效率低下。

另外就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中国整体的碳排放，一年只能排这么多碳，通过建立一个碳排放市场，通过交易产生市场价格，实际上这种价格也是碳税，是社会给碳排放企业上的税，目前在中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四、企业行动指南

MIR：在宏观层面的博弈之外，对于公司组织来说，减碳意味着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刘劲：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明确的是，减碳是一个董事长命题，不是C什么O或者简单的社会责任部门的事情。

像这种层面的考量，必须是一个公司最高层的决策。只有站在完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上来想这类问题时，他才能想清楚。你给任何一个副总或者甚至只给CEO都没有用，一定是公司董事长，或者说最高的决策层董事会议题。要不然，这种投入，一般公司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思考，在国内的企业中普遍是很稀缺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像这种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但企业本应该早有这种意识。如果马云在5年10年前有这种前瞻性的想法，阿里巴巴现在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MIR：减碳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企业来说，能够带来什么机遇？

刘劲：为什么中国非常支持控碳，加入巴黎协议等，为什么邻国印度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大国担当的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经济发展问题都很核心。

另一点是在新能源领域，如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中国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有意思了，如果全球都要减排和去碳的话，对中国的商业、产业意味着非常巨大的机会。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碳的价格是每吨75美金，也就是每年大概有3万多亿美金的市场。如果都做这个事，中国可以真正做到产业上的跨越，目前像光伏、风能和新能源汽车已经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具体落到产业，以新能源的发展为例，像风能、光伏，如果有足够能力把能量储存下来，就可以很大意义上解决消纳问题。所以，储能市场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市场。

五、产业政策的价值

MIR：此前对于新能源的产业政策，学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如何评价？

刘劲：这就需要回到我们怎么理解产业政策。一般通俗的理解，产业政策实际上出现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现在没有绝对的、不被产业政策干预的市场，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同样也是得到了产业政策支持的。

只不过说，他的产业政策方式和我们有些不一样。比如，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特斯拉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卖碳排放指标，这种碳排放指标就是产业政策。

退回到中国市场，我觉得近年来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此前产业政策的支持，今天中国的新能源领域绝对不可能跑到如今的位置。

这和双碳政策其实是一样的；从微观看，可能每个人都觉得我现在的日子还不错，所以市场并没有动力去解决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真正大问题——比如气候、环境变化。因此，这是必须要由政府出面来解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产业政策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