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力需求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近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发布了《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及滚动优化研究专题调研报告》。

该报告充分肯定了“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结构调整取得的新成绩，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15年底的34.2%提高到2018年底的40.8%，已超额完成到2020年底的39%规划预期目标，尤其是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2018年底已达1.7亿千瓦，已远超2020年底1.1亿千瓦的规划预期目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从2015年底的27.3%提高到2018年底的30.9%，非化石能源发展已经进入规模“增量替代”阶段。

这些数据表明，“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结构持续优化，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快速提升，这既是新时期我国电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外在要求。在国民经济发展增速换档转型和新电改全面启动期，各种矛盾叠加，电力转型发展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实属不易。

优化电力结构，推进电力清洁发展，这是我国电力乃至全球能源电力转型发展的大势。但是，多年来，就如何实现我国电力转型发展存在重大争议，互不相让。有的主张，坚定推进煤电清洁发展，煤电在相当长时期内充当主体供应电源。有的主张，发展水电、气电和核电，替代煤电增量，共同成为主体供应电源。有的主张，大规模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煤电成为主体供应电源。

不同的主张，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坚定推进煤电清洁化发展者认为，我国富煤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电在国家能源电力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以超低排放改造为方向的煤电清洁化发展，是当前煤炭最清洁的利用方式。

我国能源电力转型发展的重点在于优化煤电存量、控制煤电增量、减少其他工业用煤和散烧煤等非电用煤。发展水电、气电和核电者认为，即使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但煤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煤电绿色指标要低于常规的气电和核电，更不用说水电。

而大规模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者则认为，随着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不断降低，以新能源大规模替代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时代已经来临，我国能源电力转型发展的重点是去煤。

不论谁对谁错，不如将目光收回到我国电力发展现状。据中电联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19.0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11.4亿千瓦，装机占比为60%；火电发电量4.92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为70.4%；火电中，煤电装机10.1亿千瓦，气电装机8330万千瓦；2018年火电发电利用小时为4361小时，虽然与2017年同比提高143小时，但总体上处于偏低水平。水电总装机3.5亿千瓦，装机占比为18.4%；发电量1.23万亿千瓦时，发电量占比为17.6%。

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国民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期，随着国家再电气化进程加快，“电能替代”技术持续推进，到十九大提出的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电力需求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假如仿效德国提出在2038年退出煤电，我国能用什么来确保供电安全？我国水电技术可开发量有限，还面临环境保护、移民搬迁和后续水电开发难度大等难题；核电发展受到安全和厂址的制约；气电发展却受困于气源和气价的拖累；大规模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分散式风电，而中东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屋顶资源是极为不现实；在广阔的西部布局集中式超大型新能源发电基地，由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大规模建设远距离大容量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又面临经济性、安全性和通道有限性的巨大障碍。

由此可见，在新能源发电技术没有发生革命性突破之前，我国短时期内实施去煤电是行不通的。

当前“优化存量、控制增量、全面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清洁化发展策略是符合我国能源电力转型发展的需要。2018年，全国新增煤电装机2903万千瓦，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完成机组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节能改造累计完成6.5亿千瓦，我国煤电发电烟气污染排放已达到国际最好水平。

可是，当前我国燃煤仅有50%用来发电，远低于发达国家近90%用于发电的占比。近50%的其他工业用煤和散烧煤等非电用煤，所产生的高污染是我国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绿色转型的短板，急需要通过实施“煤改电”、“再电气化”来弥补和修正。

无论是从规划制定的目标和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还是从近三年来我国电力发展的现状来看，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真正起到了对当前电力发展的指导性作用。换而言之，就是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科学回答了我国电力绿色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

尤其是中电联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滚动优化建议，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推进电力转型发展的思路：推进清洁煤电发展、促进水电开发和消纳、安全发展核电、优化新能源开发和布局以及提升电网发展水平，协同推进电力结构优化，缺一不可，从而构建起“安全、经济、绿色、可持续”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