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煤CDM为何好事多磨？

在晋煤寺河CDM项目中，作为碳基金的爱斯凯通过其风险化解的方式意外地赚到了一笔钱。这个案例对目前举步维艰的碳交易有何启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层气发电厂，山西晋城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项目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世界银行与项目业主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晋煤”）合作，共同开发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在全球所有有关煤层气开发利用的CDM项目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而世界银行最开始的打算是将其打造成旗舰型CDM项目。

在近两个月前，这个项目的DOE（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即第三方认证机构）刚刚完成对其减排量的第一次核证。不久以后，联合国可能将对这个项目签发第一笔CER（核证减排量）。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因为DOE较低的审核效率，以及其与项目开发方世界银行沟通方面的问题，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注册比原先预计的时间推迟了超过两年。

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CDM案例，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很多项目都因机构审批效率低等问题出现注册延迟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以远期合约形式与终端买家签订CER卖出合约的碳基金，因为项目注册推迟而造成无法获得CER，进而给其带来无法提供CER给终端买家的履约风险。在晋煤CDM的故事中，有碳基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碳市场的剧烈波动中利用金融工具成功化解了这种风险。但在其它的一些项目里，很多碳基金却没能避开这些风险，永远地消失于这个行业。而这不仅对碳基金这个行业造成影响，更对大量进行CDM开发的项目造成冲击。

世界银行欲打造的旗舰项目

晋煤集团下属的寺河矿区位于高煤层气区域，而晋煤集团对煤层气综合利用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早在1995年初，晋煤集团就曾利用地面抽出的煤层气作燃料，带动两台120千瓦的内燃发电机进行发电试验。而在2000年，这家企业从从南方航空公司买来退役的运七飞机发动机，对其进行改造，组成了6台2000千瓦的燃气发动机发电机组，并利用余热带动一台3000千瓦的汽轮机，筹建了一座装机容量15兆瓦的寺河煤层气电站。2001年初，根据对寺河矿井开采年限，以及对煤层气储量的充分调研，晋煤集团决定在煤层气储量丰富的寺河矿上建设一座世界最大的120兆瓦煤层气发电厂。

煤层气的主要成分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气体的21倍。在采煤过程中，大量甲烷涌出，不仅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构成巨大威胁，而且甲烷排入大气成为引起地球温室效应不可忽视的因素。煤层气发电项目可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而这无疑将引起CDM项目开发机构的注意。

最初，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对这个煤层气发电项目贷款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共同推荐下，晋煤集团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寺河煤层气电厂CDM项目。这是世界最大的煤层气发电项目，世界银行希望将其打造成这种类型的旗舰项目，并更好地促进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资料显示，这个项目装机规模达到了120兆瓦，包括60组1.8兆瓦的燃气内燃发电机组，另外还有12兆瓦的余热发电。项目的第一减排计入期截至2012年，最开始预计在从2006年开始的7年里，每年可转让二氧化碳减排量300万吨，总计达2100万吨，可获得减排收益1.4亿美元。

作为项目开发方的下属基金，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早在2004年12月即与晋煤集团签订了减排购买协议。而在2005年和2006年，晋煤集团又分别与日本碳基金和英国爱斯凯碳投资组合基金签订减排购买协议。所有这些基金似乎都对项目的注册和CER的签发信心十足，然而结局却大出所料。

一波三折

第一个尝试者总是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就是

碳基金巧解履约风险

项目注册时间的推迟，无疑对在早几年就与晋煤集团签订好协议的几家碳基金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原来预计从2006年就可以开始计算减排量，这些碳基金也早早地与一些终端买家签署协议卖出CER。他们的算盘是将从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中获得的CER以合适的价格卖出。然而，因为项目的推迟，在2006到2009年之间这些碳基金无法从晋煤获得CER。这样，它们面临着从其它渠道获得CER并提供给终端买家的风险。

“向终端买家提供CER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担保性质的，一种是非担保性质的。对于前者，不论以什么方式，碳基金都必须向终端买家交出事先已商定好了交付数量的CER。对于后者，就可以灵活一些，比如手里有多少CER就交付多少CER。当然，前者的价格要高于后者。”全球碳减排市场中最大的私营提供商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下称“爱斯凯”）的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

这家公司旗下的基金在2006年就与晋煤集团签订了减排购买协议。“我们以远期合约的形式与一些终端买家签订了CER卖出协议，基本上都是担保性质的。”黎东称。如果寺河煤层气发电CDM项目的CER能如数签发出来，爱斯凯通过之前与终端买家签署的协议可以赚取预计到的利润。

但是，CER无法获得签发怎么办？黎东的办法是从碳交易的现货市场上借入足够数量的碳排放权指标，并提供给终端买家。在经过2008年逐渐走向高潮的过程之后，碳交易市场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冷却，2009年3月现货市场上每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仅仅为7欧元。爱斯凯在低价时从现货市场买入碳排放权并还给之前的出借方。虽然在几年的时间里，晋煤寺河CDM项目不能提供CER，爱斯凯却通过其风险化解的方式意外地赚到了一笔钱。

黎东庆幸当时决策的正确。“很多公司没有借助金融手段，而是不断地直接从现货市场上买入碳排放权。它们过高地估计了碳市场向上的走势，最后在碳市场急剧下跌过程中损失惨重。另外，相当多的碳基金并没有做好现金管理，在需要借助金融工具操作时，手上却没有足够的现金。在碳市场的剧烈波动中，很多公司消失了。”黎东称。

一个新的尝试。它是国内第一个与煤层气开发利用相关的CDM项目。因为没有同类的项目进行参考，这个项目的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更重要的是，项目业主晋煤与开发机构世界银行对于项目审批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CDM项目开发过程中，项目必须尽早地邀请开发机构进行PDD（项目开发文件）的编写，之后提交到国家发改委和DOE进行批准和审核。DOE是由联合国认可的审核机构，它们对联合国负责。最后，DOE将报告提交到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EB会委托技术专家小组进行注册之前的审核，完成审核后，项目才能正式被注册。

在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中，最终的买家之一世界银行承担了项目开发工作。一般来说，国内CDM项目的开发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单边模式，即项目业主先不急着找买家，而是自己找到开发机构，并承担开发成本。第二种则是业主在一开始就引进CER的买家，并将项目开发成本作为碳交易合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由买家来承担这个成本。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属于后者。“一个CDM项目开发成本并不高。PDD编写普遍在100万元人民币以内，而DOE审核和注册费用更低。”一位CDM资深人士称。

在国家发改委、DOE和EB三者中，DOE毫无疑问是最难过的一关，它们代表联合国对项目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对于每一种类型的项目，联合国都有方法学的规定，项目必须满足这些规定，才能被核证为CDM项目。那么，是否满足方法学规定，减排量是不是合理，PDD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项目监测方法、仪表、精度是否存在问题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DOE进行审核。发现任何的问题，DOE就可以向项目业主和开发方提出来，后者必须提出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项目就可能被否决。如此反复。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的开发可能要经过几十次这种来回的沟通。

与DOE沟通的效率因此非常重要，并将决定项目开发的进度。“DOE需要对每一个项目专门派一个审核员，审核员向DOE更高级别的评估人员进行报告，并直接与项目方沟通。但是，在晋煤寺河CDM项目中，DOE的审核员频频更换，给项目审核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一位曾参与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开发的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

“这个项目的DOE是大名鼎鼎的DNV（挪威船级社），但是在该项目审核过程中，审核员换了三、四次。每换一个审核员就意味着可能要重新来过，因为新的审核员必须对项目情况进行重新了解和熟悉。最后，我们不得不找到DNV驻中国的总代表。经过多方努力后，才通过审核，并提交报告。”该业内人士表示。

寺河煤矿煤层气发电CDM项目的最终注册完成于2009年4月22日，比原来推迟了两年多。那么，到2012年第一减排计入期截止，项目减排总量从2100万吨减少到了120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