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中国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拓展海外能源产地的战略，加强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能源合作。俄、澳两国作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在能源结构、国内制度、与中国合作的模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三个视角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探寻两种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中俄 中澳 能源合作

一、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能源禀赋与消耗

截至2009年底，我国煤炭探明储量1145亿吨，占全球探明储量的13.9%，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之下，我国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仅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 1.1%（20 亿吨）和 1.3%（2.46 万亿立方米）。[1]

我国尽管煤炭资源丰富，但还是于 2009 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净进口 1.26 亿吨，对外依存度为 3.2%。石油进口也达到历史高点 1. 99 亿吨，首次超出国际公认的对外依存度 50%的“警戒线”。从进口总量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9 年，我国生产天然气 83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 7%，而天然气消费量为 874.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1. 5%。与产量相比，国内天然气供需缺口达 40 多亿立方米。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产地远离消费地，国内能源产量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据预测，2015 年对外依存度为52.26%，2020 年将达到 61.98%[2]，届时，我国天然气需求量将升至 3000 亿立方米，其中一半将需要进口。[3]煤炭进口逐年增长的趋势也难以改变。显然，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而俄罗斯的情况则不同，图1显示，俄罗斯本国能源消费相对较少，石油产量的大部分和天然气产量的一部份用于出口。

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储量和产量巨大的国家。截至 2009 年，俄罗斯已探明石油储量 102 亿吨，约占世界的 5.6%；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44.38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 23.7%，居世界首位。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产量近十年来成高速增长态势，2009 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石油产量明显下降，但也高达 4.94 亿吨，占全球的 12.9%，超越沙特，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同年，天然气产量 52.75 亿立方米，约占世界产量的 17.6%，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4]

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国内能源消费量较小，能源产出的 66%用于出口，是能源净出口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实行无核化政策，其核原料全部用于出口（参见图2）。

截至 2009 年，澳大利亚已探明煤炭储量 762 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9.2%，出口量约为世界的 30%，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天然气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数据，澳大利亚常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108.7 万亿立方英尺(3.08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探明总储量的 1.6%，出口量居世界第七位。[5]

澳大利亚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也相当丰富，包括煤层气、致密气和页岩气，煤层气的资源总量约为 153 万亿立方英尺，其中已证明有经济意义的资源量为 27.3 万亿立方英尺。截至 2008 年，澳大利亚已探明有经济意义的铀矿资源量约为 116.3 万吨，占全球铀矿资源总量的 38%，雄踞世界首位，2009 年产量为 7941 吨。[6]

二、中俄、中澳能源合作之异同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但是两国在能源结构、管理制度、产销方式、地缘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中俄、中澳的能源合作也不尽相同。本文拟从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作一简要比较和评析。

（一）合理性

从能源结构看

中俄能源合作重点在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巨大，而人口只占世界的 2.5%，能源消耗相对较小，其石油、天然气产出很大部分用于出口。虽然近年来有多家机构及专家预测西西伯利亚地区油气产能达到顶峰并逐渐降低，将会影响俄罗斯油气供应的稳定性。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油田的开发，俄罗斯油气产能在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7]

中澳能源合作的重点在煤炭、天然气、铀矿和能源技术。虽然澳大利亚的煤炭、天然气储量并不算高，但是澳大利亚的人口相对其能源储产量来说要小得多，因此其产出大多用于出口。澳大利亚的铀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因为澳大利亚实行无核化政策，所以铀矿产出全部用于出口。此外，澳大利亚在清洁煤技术、煤层气生产和煤层气转产液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目前我国石油进口约 60%来源于中东和非洲，进口地较为集中。中东和非洲地区政治局势不够稳定，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石油供给的稳定遇到挑战。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可以降低对中东市场的依赖，保障石油进口的多元化。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量，中国已经着手改变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天然气、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从俄罗斯、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可以减少煤炭、石油的使用量，从澳大利亚进口铀矿可保证我国现有和新增核电站的原料供应，与澳大利亚的能源技术合作可以实现两国的优势互补，有利于我国占领低碳经济的制高点。

从运输线路看

当前，我国 80%的进口石油要途经马六甲海峡这个狭窄的运输通道[8]，线路较为单一。马六甲地区海盗出没频繁，美国势力影响较大，可能成为运输通道的不安全因素之一。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有漫长的边境线。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可采用铁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过境，选择较多，且可长期使用，相较于我国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通过海运进口能源，安全性较高。但是，管道建设的成本较高，若管输距离太长，带来的损耗会较大。我国能源储藏分布不均匀，煤炭、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与能源的主要消耗地东部沿海地区距离较远。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和铀矿，可经海路直接运抵我国东部沿海主要能源消耗地区，而不必转运。 造船、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较建管道的花费要少许多，既节省成本，又避免了管输可能造成的沿途环境问题、损耗和对管道安全的担忧。此外，经海运进口的澳大利亚能源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沿途并非海盗经常出没之海域，风险较小。

从经济结构互补性看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都是资源出口型国家。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9]，但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需要巨额投资。澳大利亚除能源产业外，农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并且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优势，与俄罗斯相同的是制造业较弱，竞争力不强。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在耐用消费品和机械制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被称为“世界工厂”。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于购买能源和进行海外投资。因此，我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在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概而言之，从能源结构看，中俄、中澳能源合作各有重点，优势突出；从运输线路看，中俄间的陆上运输和中澳间的海上运输，有利于我国进口能源来源和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对于保障我国能源供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结构看，我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结构互补性强。所以，中俄、中澳开展能源合作是合理的。

（二）有效性

从能源贸易增速看

根据图 3、表 1 和图 4 的数据，2000 年至 2009 年，中俄石油、中澳煤炭和天然气的贸易量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中俄石油贸易的提升，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用油紧张的难题，更具意义的是，降低了对中东石油市场的过度依赖。[19]

与石油进口相比，中俄天然气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较大的合作空间。[11]

表 1 中国自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 单位：千克

2009 年中亚管道天然气开始输入我国之前，我国进口的天然气是液化天然气。有一定规模的进口始于 2006 年 5 月澳大利亚首船液化天然气运抵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也正是从 2006 年开始，中澳液化天然气贸易大幅提升。最近几年，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占到了我国进口天然气 的大部分，为缓解我国内天然气供应的紧张状况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2009 年我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进口煤炭约 1.26 亿吨，其中 4395 万吨为澳煤，澳大利亚成为该年我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中俄、中澳能源贸易近年来的稳定增长，缘于中国与两国签订的长期购销合同。现有大部分的中俄、中澳能源合同的价格安排都是长期的固定价格或者半固定价格。[12]

尽管双方都从这种定价方式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一旦国际市场现价剧烈波动，双方就会产生潜在的价格争议。2004 年中俄为期 7年价值 60 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2009 年中俄为期 25 年价值 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均执行固定或半固定定价，协议签署后，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俄方要求价格补偿，双方在价格问题上产生矛盾。且据测算，虽然俄出口到中国的原油平均价格基本高于出口欧洲的价格，但是出口中国的利润却远低于出口欧洲的利润。[13]

所以俄罗斯更倾向于增加对欧洲的出口。2003 年中海油与澳大利亚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签订购买液化天然气的框架协议，后因谈判时中方难以接受澳方提出的报价而被迫放弃。三个看似相互独立的案例，却有着同样的原因。中国能源市场长期以来相对封闭，国内能 源价格受国家控制，使得国内消费者和企业的消费成本低于世界基准。能源进口的高定价将使我国能源市场遭受严重冲击，带来经济损失。因此，我国能源报价相对国际能源价格偏低，导致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在能源贸易中的价格矛盾。如何制订一个双赢的定价机制，成为中俄、中澳能源贸易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投资看

中国的能源战略不仅将眼光放在增加能源进口上，且鼓励能源企业走出国门，直接到能源产地，通过收购、合资的方式进行能源开发，以进一步保证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中俄、中澳能源合作在投资、企业并购、建立合资 公司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表 2 对中俄、中澳投资合作项目的成功案例进行了整理，比较显示，中澳在项目数量、投资领域、股份权重等方面要优于中俄投资合作。迄今，中国在澳投资的 75%以上在能矿领域，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头号非债券投资目的地，累计直接投资额达 340 亿美元，而中国在俄罗斯非金融领域累计直接投资仅有 16 亿美元。[14]

中俄能源投资合作项目较少，金额较低，涉及范围较窄，过程较为曲折，深层次原因在于：

第一，近年来俄罗斯强化了对油气产业的控制，并不断加强国内包括《关于外国投资者向对俄罗斯国防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进 行投资的法律》在内的关于能源产业的立法，限制外国公司投资俄罗斯国内能源产业。[15]

第二，俄“控制上游，开放下游”，在有条件地允许外国公司投资本国能源产业的同时，要求进入对方国内的油气零售市场。但我国的能源产业链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一直未对俄罗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16]

第三，俄罗斯十大油气企业中私有油气公司所占比重较大，俄政府虽然加强了对能源产业的控制，但是仍然主要是为企业进行服务，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油气企业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与我国的能源合作中，经济利益的考量居于首 位；而我国油气企业均为国有，直接受国家领导，在合作中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考量。第四，俄能源决策机制较为分散，存在着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油气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俄在能源合作谈判、签订协议、合同执行等方面往往受到多方掣肘。中石油被迫退出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收购斯基姆尔石油公司股权争端、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久拖不决，都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虽然以上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双方正在踊跃尝试突破困境，例如：“上游换下游”——以股份方式共同组建合资公司。[17]

表 2 中俄、中澳能源投资合作成功案例

相较于中俄，中澳间的能源投资合作较为顺利，其原因在于：第一，澳政府仅对能源的勘探开采权进行分配，对环境要求进行管控，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批，而对企业具体的开采、并购、销售等不予干预，谨守“守夜人”的职责。第二，澳能源企业多为跨国能源公司，在能源贸易、投资、合作过程中遵循市场规则，以获利为标准，政治考量相对较少。第三，澳在清洁煤、 煤层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技术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与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拓展了中澳能源投资合作的领域。第四，澳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完备，税收和投资政策总体上有利于引进外资。以2009年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公司签订的为期20年、价值412.9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销售协议为例，中澳虽因热比娅访澳、力拓间谍案等事件双边关系一度受损，但是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公司的合同仍得到澳政府的批准。而兖州煤业并购菲利克斯煤矿也是在2009年两国关系的敏感时刻获堪培拉批准的。这两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澳在中澳能源合作中较多注重经济利益考量，比较遵守市场规则。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能源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并购也有失败的经历，有些是由于我国能源企业缺乏运用市场规则的经验、竞争力不足所致；另一些则与中俄能源投资合作失败案例相似，澳政府、民众对中国能源企业的政府背景和对本国利益受损产生严重担忧，从而阻挠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

从合作机制看

中俄能源合作的突出特点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巩固成为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力。

如图 5 所示，中俄能源合作机制较为成熟，层次分明，功能明确，各机制之间互有联系，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结构。双方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之下又专设就能源合作进行谈判的副总理级谈判机制与能源谈判代表会晤机制。中俄能源合作机制的系统性结构，有利于集中商讨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更有效地实现各自的意愿。

表 3 中澳能源合作机制

如表 3 所示，相较于中俄合作机制，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类型多样，但较为松散，双方推动能源合作的资源较难聚合，各机制之间有待于加强协调和沟通。中澳尚未建立国家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有关能源合作的政府间对话、谈判层级较低，功能性不够显著，有针对性地解决合作难题的能力较弱， 不利于中澳长期的能源合作。但是，与俄罗斯相比，澳大利亚法制较健全，商业信誉较高，社会更稳定，这弥补了合作机制上的不足。另外，中澳正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将对中澳能源合作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能源合作的持续发展。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的差异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在于政府作用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在能源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俄罗斯能源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普京国家不仅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强化了对企业的微观调控，[18]

在能源产业表现为国家控制力较强，能源企业的商业行为受政治影响较多，这一点与中国相似，所以中俄两国可通过政府间合作机制的系统性克服能源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缺陷，能够较好地促进能源合作。而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健全，能源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商业运作，遵循市场规则，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较弱，政府只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像中俄政府那样起主导作用。

从国际干扰因素看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除受到价格、机制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国际因素的竞争或干扰。日本能源资源匮乏，国内能源消耗基本依靠进口，与中国在能源进口方面存在较大的竞争关系。中俄石油管道一路波折，日本竞争是影响因素之一。中俄石油管道由于俄内部利益博弈存在“安大线”、“安纳线”之争，寻求与俄罗斯进行能源合作以降低对中东市场依赖的日本抓住机会，通过高层领导人访俄、许诺进行贷款投资、拉拢相关地方高级官员等方式，成功取得了俄官方关于“亚太地区输油管道尚未最终确定”的结果，直接阻碍了中俄石油管道的合作进程。[19]

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早于中国，通过市场手段广泛投资于澳大利亚的能源产业。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能源贸易伙伴，在能源市场经济成熟度以及运用市场规则方面，日本好于中国，更具竞争力。例证之一为，2003 年，日本接受了中海油所不愿接受的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而拿走了订单。在政治和安全战略层面，日澳关系也优于中澳关系。2006 年日澳建立了防务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与日本有防务合作关系的第二个国家。次年，日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双部长对话启动，两国也已开启了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相较于中日之间直接的能源竞争关系，美国对中俄、中澳合作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层面。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潜在威胁，通过各种手段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能源层面，制造“中国能源威胁论”，指责中国的“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造成地区形势紧张。但总体来说对中俄能源合作影响较弱。美国是澳大利亚的盟国，二战后即向澳提供军事保护，历来是澳对外关系的重心。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举行美日澳部长级三边战略对话的同时，推动日澳两国在 2006 年签署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作为美日、美澳同盟的重要补充，并拉拢澳大利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美、日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深入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可持续性

从双边政治关系看

能源属于战略性资源，政府在能源合作中发挥主导或重要作用，政治关系的稳固是国家间能源合作的基础之一。中俄两国同是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地区一体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有着较为接近的看法，双方还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的合作，中俄政治关系是稳固并且持续向前发展的。[20]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理念，它在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的同时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是其东西方平衡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中国的强大也被某些俄罗斯人认为是一种威胁。[21]

1972 年中澳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基础不够牢固，时有波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政治制度的差异与美国因素的干扰。中澳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澳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相互认知弱于中俄之间。澳大利亚是美国 的盟国，所以美国对中澳关系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在 9.11 事件后，美国因素减弱，澳大利亚政府显示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前几年陆克文执政时期中澳正式确立了“面向 21 世纪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但那只是澳稍稍平衡与中、美的关系和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其战略中心仍是美国。从政治关系层面看，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较之中澳更为紧密，政治互信更为深入，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更有利于能源合作的持续。

从能源战略层面看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基调是：“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主 要任务是保证长期而稳定的能源供应，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可预测性”。[22]

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后，液化石油气生产大国卡塔尔随即角逐欧洲市场，面对激烈的竞争，以及出于优化出口市场、降低风险因得考虑，此向东发展是俄罗斯的明智选择。俄罗斯 2003 年公布的《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和 2009 年出台的《203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指出，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政策将有显著变化，主要变化是俄将加大向亚太地区出口油气的力度和步伐。预计到 2020 年，俄对亚太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俄能源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将提高至 30%左右，而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将是俄在亚太和南 亚的主要市场和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增量地区，可用以平衡俄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以保障其能源出口贸易的安全。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提出一个区域性的、能够照顾到地区利益的政府计划。该计划打算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以便于向东北亚地区进行出口。[23]

各种情况显示，俄加强对华油气合作的战略决策已定。俄罗斯推进中的“能源外交”重心东移，以及我国日益重视并推动的“走出去”能源发展战略，为双方扩大能源资源合作创造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两国政 府的积极推动，则为油气合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交支持。与欧洲是俄罗斯主要能源市场不同的是，二战结束后，东亚迅速上升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目前，澳依然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主要能源供应商之一，多年来其制订的能源和外交战略均突出了融入亚洲的重要性。2009 年，澳政府公布了《国家能源安全评估 2009》。2010 年，又颁布了评估和指导性文件《澳大利亚能源 2010》和《澳大利亚能源资源评估》。此外，资源大州如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政府能源资源部门，也经常发表关于本州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行业的调研报告，并 制订发展规划。联邦和州政府制订的所有指导文件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继续参与国际多边和双边能源合作，尤其是更有效地与中国和印度进行合作。

俄罗斯、澳大利亚的能源战略，都将中国列为未来能源合作的重要伙伴，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可持续性在能源战略层面是有保障的。

从国内制度层面看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的国内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两国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有不同的影响。普京执政时期，尽管加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减缓私有化速度，但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出现倒退。非国有经济在俄罗斯仍占据半 壁江山，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仍将保持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24]

梅普之间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分歧，政策的延续性应无问题。然而，俄罗斯处于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仍显滞后，国内腐败问题严重，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利益争夺削弱了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能力。

澳大利亚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制度安排较为完备，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但正因为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为了迎合选民，各届政府的政策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战略和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突变。 因此，从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的国内制度来看，澳大利亚由于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将更具有可持续性。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

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有利于能源合作的可持续性。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对油气出口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特别依赖国际油气价格，[25]但过分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油价暴跌对俄罗斯经济具有较大破坏性影响。俄罗斯经济表现出“荷兰病”的特征，[26]但俄罗斯并没有完全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根据“资源诅咒”理论，经济增 长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成负相关关系，但是通过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制度建设、扩大制造业投资等方式，俄罗斯有效地控制了“资源诅咒”。俄罗斯的现有条件是：工业体系虽然老化，但仍较完备，有较大的改造潜力；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完整，人口素质较高；军工、航天仍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三产业比重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俄罗斯注重能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技术提升与增加投资双管齐下；加大科研投入，2006 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达到 2888 亿卢布，是 2000 年 3.8 倍，占 GDP的比重为 1.07％，其中国家投入占 27％，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例为 2.27％，这一指标比 2000 年提高了 34％，[27]并建立了一系列高新技术园区。其结果是，除了能源外，俄罗斯的其他产业也有效地促进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政府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上未来制度的完善，俄罗斯有可能有效地制约资源寻租和腐败行为，其经济保持良性发展有较大潜力。

澳大利亚同俄罗斯一样也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但澳经济多年来保持良性增长，较好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布局合理，形成了能源、农业、服务业、信息知识产业等多个支柱型产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具有有利于商业的税收体系和低贸易投资壁垒；完备的制度有效地制约 了资源寻租行为和腐败的滋生；注重人才的培养，重视对创新科技的投入。随着澳大利亚进一步融入正在崛起的亚洲，将会保障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澳大利亚的前景要优于俄罗斯，但如果俄罗斯转型成功，其经济也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结果还有待观察。

三、结语

研究显示，中澳能源合作虽曾产生波折，但现阶段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情况总体较中俄合作顺利。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模式的差异，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三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中俄都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还有 待时日，政府主导的能源合作模式短期内不会改变；中、澳经过多年合作的磨合，中国能源企业在合作中逐渐学习和掌握市场竞争原则和手段，未来的合作应该更富成效。

能源属战略资源，因此除了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考量外，也应该注意到国家战略方面的考量。尽管现阶段中俄能源合作落后于中澳能源合作，但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中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转型国家，有着诸多相近的战略诉求：两国都曾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在转型的路径、经验以及进程方面有着很多可 以合作的领域；两国对时代特征、世界发展趋势有着相似的看法，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稳定，在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国内分裂主义，保障地区安全、促进地区繁荣，参与多边全球治理等方面都需要两国积极协调，密切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从“以政治、安全为重点的战略协作发展为以经济与安全为主的全面发展战略协调”[28]阶段。能源合作是两国全面发展战略协调的重要内容，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更增强了中俄政治互信以及合作制度的建设；随着中俄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强以及合作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将有效推动作为战略资源的能源的合作。因此，尽管中澳 能源合作现阶段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中俄，但综合考察，中俄能源合作的过往成绩以及前景不仅具有实际利益，而且更具有战略意义。

我们也应从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失败经验中寻求推进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包括如何弥补或消除中国自身在双边能源合作中的不足，目前有必要采取的举措有，逐步取消能源产业的国内壁垒，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重视经济因素在双边能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制订长远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提高信息透明度；适当放松对国有能源企业经营的管制，淡化能源企业的政府意图，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一些实际 措施增加双边政治互信，加强对俄、澳相关政策措施、国情民意的了解和民间交往，提高双方的认知度，淡化直至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利影响。

本项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与中澳（大利亚）资源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06）的阶段性成果。侯敏跃，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冬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0 级博士生。

[1]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f/13663284.html

[2] 张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118 页。

[3] “俄气：中国天然气年消耗量将超 3000 亿立方米”，中国石化新闻网，2011 年 11 月16 电，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1-11/16/content_1110058.shtml

[4]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 36632 84.html

[5]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 36632 84.html

[6] 同上。

[7] [日]本村真澄：“俄罗斯 2030 年前能源战略——实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55-58 页。

[8] 我国主要能源运输路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洋—南海—中国大陆；或者非洲沿岸—好望角（北端走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大陆。参见张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127 页。

[9]详见孙溯源：“俄罗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挑战及其局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三期，第 106 页；[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43-45 页；公正，吴杰：“俄罗斯油气税收政策发展动向研究”，《资源与产业》，2009 年 2 月，第 24-26 页。

[10] 参见郝瑞彬、王伟毅：“21 世纪中俄石油安全与中俄石油合作”，《中国矿业》，2006年 3 月，第 5-8 页；陈松、刘仕华、胡国松：“中俄油气合作浅析”，《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57-58 页；刁秀华：“中俄两国的能源安全与合作”，《东北亚论坛》，2007 年 11 月，第 47-52 页。

[11] 参见陈小沁：“中俄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视角”，《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29-30 页；史春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东部战略与中俄天然气合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 年 11 月，第 124-126 页；冯保国：“关于中俄天然气合作的冷思考”，《国际石油经济》，2011 年第 6 期，第 9-14 页。

[12] 中俄长期供油价格根据原油价格计算公式确定，例如 2004 年中俄“石油换贷款协议”规定了原油价格公式，它与欧洲北海原油市场的布伦特原油的月平均现货价格挂钩，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固定调整值。引自刘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5 页。[13] 刘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6 页。

[14] 《俄国家发展战略需巨大投资和国际合作》，中新社莫斯科 3 月 12 日电，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 10-03/13/content_19599361.htm

[15] 参见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 2 期，第 38 页；陆南泉：“中俄能源合作或重大突破的缘由分析”，《俄罗斯中东欧市场》，2010 年第 9 期，第 1-6 页。

[16] 参见[俄]米洛夫：“中俄能源领域合作前景：消除壁垒 加强联系”，《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 4 期，第 59 页；朱光强：“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17-118 页。

[17]朱光强：“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17-118 页。

[18] 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期，第 37 页。

[19] 详见吴景峰：“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性分析”，《学术交流》，2008 年 11 月，第 95-96页；朱光强：“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12-115 页。

[20] 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 1 期，第 3-10 页；崔启明：“关于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 4-8 页。

[21]王海运：“中俄关系：战略基础与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8-9 页；田永祥：“中俄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2-3 页；邢广程：“对近期中俄关系的几点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72 页。

[22] [俄] 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3 期，第 71 页。

[23] 同上，第 78 页

[24]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期，第 37 页。

[25] [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50 页。

[26] 中日两国俄罗斯研究专家均持自种观点，详见曲文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俄罗斯经济增长”，《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27 页；李新：“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 期；[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32-51 页；郭晓琼：“关于 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1-101 页。

[27] 李新：“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33 页。

[28] 冯青淑：“中俄战略关系的内涵变化：从政治战略协作到国家发展战略协调”，《教学与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