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脉被截断，则风雨失调。”
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遭遇50年来最严重干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纷纷因缺水告急。谁是这次大旱“罪魁祸首”？大旱当前，舆论聚焦到了长江上游的“解渴之水”三峡水库。归罪的依据，一方面认为三峡“旱季蓄水涝季泄洪”；另一方面，则认为三峡水库改变了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的气候，导致旱涝无常。
要证明大坝与反常气候无关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和地震的形成机理一样，气候本身也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巨系统。你很难单独地界定单一因素，对于整体的影响。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为例，虽然全球主流科学界已有共识，至今仍有人怀疑是“阴谋论”，并坚持现有气候变化，并未超越其自然内在规律。因此，要想100%地证明，三峡大坝和这些气候变化反常行为无关，乃至与汶川特大地震无关，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三峡水库能改变气候吗？几乎不能
一座大型水库的建成会改变局部区域的气候，其原理与海洋对于沿海地区的气候作用类似。但水库带来的气候改变，其影响范围和程度均极其有限。毕竟，无论多大的水库，其规模也无法与海洋相比。具体到三峡水库，它是否会对长江上下游的降雨数量及时空分布产生明显影响？气象学家的回答往往是：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水库靠什么影响区域气候？
水库影响区域气候的大小决定于两个因素：蓄水量和水域面积。前者对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产生影响，后者能够轻微改变局部地区的水汽循环。为何只有三峡大坝受到质疑？
如果三峡水库会改变长江流域的降雨量时空分布，则同样有理由认为新安江水库、丹江口水库会改变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气候。但事实上，这些同等规模的水库并未受到类似质疑；从世界范围看，即使是国外那些规模大过三峡数倍的水库，迄今也没有科学家认为它们会大范围改变区域气候。
中国历来多自然灾害
实际上，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度，无论在任何一个人口聚集之地，只要历史不太短，对于旱涝的文字记录都十分丰富；有些前所未有的、大面积、长时间尺度的灾害，甚至直接影响到朝代变迁。而这些，都是在现代化的水利工程诞生之前。
近年全球极端气候增多
自2003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从美国到欧洲，从澳大利亚到中东，飓风、洪灾、高温、干旱以及罕见降雪等极端气候事件，亦屡见不鲜。而鲜少有其他国家的公众将这些归咎于单一水利工程。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性气候增多趋势，已渐成共识，我们不应以“阴谋论”漠然视之。干旱形成原因复杂
长江上游大量干支流水利设施的建成投入使用，中下游不断增长的居民消费和工业用水需求，以及大量基础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都可能加剧长江流域当下的干旱。执着于三峡一个大坝的兴废，并无益于事态的最终解决。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非否定三峡
这份新出台的《后规划》被很多人解读为，这是中国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问题”。很多声音也将其与今年的南方大旱联系在一起。翁立达表示，移民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和预防地质灾害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时，就已经被反复提到，也做了一些预案。早在10年前，政府就已经投入巨资整治，反过来说，那个时候，政府就已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至于被联系到近期南方大旱等问题，翁立达表示，任何结论，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但目前，并没有直接数据或者证据，表明这些气候因素都跟三峡有关。质疑三峡与当初宣传过度有关
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表示，三峡工程建成后，确实在防洪、发电、航运、抗旱等方面发挥了综合效益，但三峡工程确实也改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对生态、气候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影响确实是有，只是程度、大小、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三峡大坝有利有弊。我们要用数据说话。要强调的一点是，三峡的主要功能是防洪。目前来看，防洪效果非常好。翁立达说，从三峡工程开始建设的那天开始，外界的宣传就夸大了三峡的发电功能，但实际上，如果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通过。
世界第一大的水电工程，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38公里。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主体建筑物工程及导流工程两部分，工程总投资为954.6亿元人民币。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动工修建，2006年5月20日全线建成。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在发挥巨大的防洪效益和航运效益外，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三峡大坝荣获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世界纪录。
“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对环境的评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和不同时期。在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组中没有签字的顾问侯学煜尤其指出“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1988年的论证中，76岁的侯学煜指出：“建坝后，沿江两岸的密集人口，势必要扩大到山坡上找出路，于是毁林开荒、陡坡种植、有增无减，随之土壤侵蚀，贫瘠化的现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强度加剧，泥石流、滑坡、干涝灾害也日益加重”。
“妥善处理防洪、发电、航运关系”
在三峡航运问题上，论证组结论认为“围堰发电水位135米及初期水位156米运用期越长，对航运影响越大，应尽量缩短”。
事实上，1988年的论证结论就已表明，防洪、发电、航运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其时，许多航运专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三峡水库经常用于拦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峡电站承担调峰任务太重，都将影响三峡工程通航条件，使航运效益受到损害”。论证结论对此表示“慎重对待，妥善处理”。
影响航运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泥沙淤积。在此问题上，两位重量级人物选择了保留意见，他们是陆钦侃和方宗岱，其时二人分别担任防洪论证组顾问和专家。
“三峡工程不宜早上”
作为电力组的专家和综合规划与水位组的顾问，时任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的覃修典未签字。在他看来，三峡工程不应急于建设，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说，“三峡如果没有上游工程补偿调节，三峡本身库容相对很小，调蓄能力很低。这种不稳定电力要大范围长距离输送，质量上是难以保护的。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综合经济组专家何格高当年拒绝签字，理由是担心三峡工程会否占用“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或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的建设资金。对于如何在提高经济效益情况下多发电，何格高曾给出一个三峡工程和溪洛渡、向家坝、枸皮滩三个水电站相比较的方案。这一比较，被同组另两位拒绝签字的专家郭来喜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黄元镇所认同。
